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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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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战争思想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长征中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实践,以其艰苦卓绝的历程和辉煌伟大的胜利,深刻昭示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实施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行多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等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打赢智能化条件下人民战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智慧滋养。
习主席明确指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战争思想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90年前,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伟大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在一定程度上说,长征是在极端恶劣、无后方依托的艰难险境下,对人民战争思想进行一次丰富发展的重要实践。
一
“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屡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根本在于毫不动摇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红军遭受严重挫折。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将强化党的领导置于首位,通过一系列举措加强党的领导和支部建设:要求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重要军事决策必经集体讨论;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重大问题须经支委会决定;沙窝会议重申红军必须接受党中央的唯一绝对领导;团以上单位逐步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正是依靠党的绝对领导,红军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在极端困境中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意志,为长征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政治根基。
长征的历史昭示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是军事决策科学、部队组织稳固、战斗意志凝聚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伟力。
二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长征是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情报获取、物资补给、伤员救护等生死攸关的任务,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援。此时的群众工作,已超越一般政治宣传,成为维系部队生存、支撑作战行动的核心环节。
长征开始后,人民军队“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逐步恢复。群众工作在这场史诗般的战略转移中,有效巩固了军民鱼水情谊,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通过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通过“打土豪、分浮财”,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通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买卖公平、借物归还”等具体行动,塑造了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形象。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赢得了沿途群众宝贵的物资援助、情报支持和兵员补充,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长征的胜利深刻证明,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力量主体。将分散的民间人力物力有效整合,就能转化为流动作战条件下克敌制胜的强大战斗力。新时代人民战争动员,必须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将全民国防教育作为战略工程常抓不懈;顺应社会信息化趋势,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提升动员质效;健全完善国防动员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平时准备充分、战时保障有力。
三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长征中,党和红军成功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代表等的统战工作。
长征期间,红军敏锐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矛盾,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例如,长征前夕,利用粤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达成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在内的“五项协议”,为初期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苗、瑶、彝、藏、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党推行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绝对尊重民族风俗与宗教信仰;审慎区分地方部族上层与反动豪绅,避免将少数民族富裕阶层简单等同于“土豪”进行打击,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彝海结盟”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通过彝区,为抢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时间。对宗教界,红军保护寺庙经堂,尊重信仰自由。格达活佛在红军北上后,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彰显了统战工作的巨大成效。党通过统一战线,有效争取了中间力量,团结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新时代打好人民战争,仍需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更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与人民战争战略需求紧密融合,为国防动员、科技协同、舆论斗争等提供坚实的支撑。
四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长征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创造性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实践,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长征的中心目标是战略转移,作战行动服从服务于整体大局,贯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不打无把握之仗,有利则集中歼敌,不利则迅速转移;行军路线依敌情变化灵活调整,声东击西,以“走”创造战机,以“走”争取主动。“四渡赤水”就是这一战略战术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以高度机动的战术调动打击敌军。土城战斗遇强敌,果断撤出“一渡赤水”;抓住黔北空虚战机,“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为调动敌军西进,“三渡赤水”佯动;趁敌西调,折返贵州“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遵义战役则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歼敌,取得长征以来重大胜利。“走”与“打”的完美结合,淋漓尽致展现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灵活性。
现代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战争指导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既要传承弘扬长征运动战蕴含的辩证思维,推动传统战法创造性转化;更要深刻把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规律,运用新技术更新战争认知,统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牢牢掌握军事斗争主动权。
五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人民战争既依靠群众提供支援保障,也需组织群众直接参与斗争,构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作战体系。
长征途中,红军持续面临战斗减员压力,扩红工作与群众动员紧密结合。打土豪、开群众大会既是发动群众,也是动员兵员的契机,沿途约2万青壮年加入红军,有效补充了有生力量。同时,红军高度重视地方武装建设,相继建立川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等武装力量。这些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牵制迷惑敌军,安置收容伤病员,部分经考验后编入主力红军。直罗镇战役中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密切协同,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担负主要作战任务,地方武装迟滞干扰,形成强大合力。主力军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为人民战争思想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时代人民战争组织动员,必须立足国家整体实力进行体系谋划。坚持平战结合、军民融合,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发挥制度优势,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着眼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系统提升人民战争整体威力。过去,我们依靠人民战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和未来,它依然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战胜一切强大敌人、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力量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