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现富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一页写有几行工整字迹的信纸，静静陈列数十年。这是董必武同志因账本上出现六角钱误差亲笔写的检讨信。

　　彼时，董必武是驻重庆时间最长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之一，也是管理经费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审核发票时，他误批了六角私人车票报销单。发现失误后，董必武不仅当即纠正，还坚持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检讨。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铺张浪费的权力。”

　　1985年10月，81岁高龄的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在与“老红岩人”相聚时提起这件事，她感慨万千：“这件事我记得，为了六角钱作检讨，董老对自己非常严格！”

　　在红岩，由账本引发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

　　王辉被称为“掌握周恩来活动经费的人”，负责掌管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经费。1944年，她根据组织安排与另一位同志交接工作，发现一个难以置信的情况——交接的账目差了一万元！

　　巨款短缺，事关革命大局。王辉彻夜复盘交接细节、反复核对收支记录，始终找不到疏漏源头。她内心满是愧疚与自责，第一时间向周恩来坦诚地说明情况。深知其为人的周恩来没有责备，宽慰她“忙中出错难免，重在吸取教训”。但在王辉心中，每一笔钱款都是救国救民的希望，绝不能有分毫损失。不论错在哪里，自己都要主动承担这个责任。

　　为尽快弥补损失，王辉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她还利用休息时间去纺线织布、干粗活……几个月下来，憔悴消瘦的王辉凑齐了一万元，如数上交党组织。

　　后来，组织经过调查，发现短缺的钱款是由于当事人在募捐时漏交所致，决定把钱退还给王辉。周恩来把王辉请到办公室，说：“责任不在你，你受委屈了！”当周恩来把钱交给王辉时，她两眼含泪，动情地说：“我不要，就当做是我交给组织的党费吧！组织比我更需要它，因为我是党的人！”

　　如果说董必武、王辉是于细微处守初心、于账目间显担当，那么红岩烈士黄绍辉，则以手握重金、一尘不染的坚守，让红岩“账本”愈显厚重。

　　黄绍辉，表面是衣着光鲜的商行“大老板”，实则是从事隐蔽经济工作的“红管家”。他掌握着组织的秘密账本，经手的物资和资金不计其数，但始终恪守一条原则：“组织的钱，一分都不能乱花，一定要用在必须用的地方！”

　　在巴中筹建碾米厂时，黄绍辉过着供给制生活，外出办事错过饭点，宁愿饿着肚子赶回厂里吃剩菜，也舍不得进餐馆花公家一分钱；因工作需要置办“行头”，他不去商店买新的，而是跑到拍卖行买了一套二手西装。这套西装有一次还被他悄悄当掉，只为帮其他同志渡过难关。

　　旁人看黄绍辉守着金山银山却过得清苦，忍不住“出主意”：稍微动动账本，日子就好过多了。黄绍辉坚决不为所动。他心里清楚，自己掌管的不仅是经费，更是共产党人的清誉；这笔账，记的是清廉，守的是气节，为的是革命。

　　一本本红岩“账本”，算清了公私界限，算出了信仰重量，算明了共产党员的合格与否，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账本”。

　　习主席曾用“算账”这样形象的表达，来阐述一些重要问题和工作方法，语重心长地告诫党员干部要仔细算好“三笔账”：一是算好利益账，坚持正确的利益原则；二是算好法纪账，坚持法纪原则；三是算好良心账，坚持良知原则。“三笔账”的核心，就是要让党员干部慎终如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极大丰富，所面临的诱惑也远多于以往。贪廉一念间，荣耻两世界。党员干部认真算算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既是管理和驾驭欲望的过程，也是提升和完善自我的过程。只有这样，才有“先进”，才能“带头”，才成“模范”，前行的路才会越来越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