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走进一座座党校旧址，感悟共产党人思想改造的高度自觉——

　　永远的熔炉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王德赛

　　梧桐深处，夏雨初歇。“七一”前夕，记者走进上海淮海中路567弄6号。

　　石库门里弄，沉静如一幅褪色的老照片，又包含着多彩的信息——

　　1920年，党的上海发起组在此成立一所培养党员的学校，对外称“外国语学社”，这是我党建党前第一个培训机构。

　　木楼梯吱吱呀呀，仿佛百年前那群青年的脚步回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革命先辈，当年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认真思索“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

　　石库门之外，是无限的天空。这群平均年龄不过20岁出头的青年，在理论武装与思想改造的熔炉中提纯信仰、坚定理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记者探访一座座党的培训机构旧址，体验熔炉的温度，收获感悟的结晶。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开展寻根活动。李云鹏摄

　　石库门里，大浪淘沙始见金

　　“大功三连”指导员王亚鹏曾从战友那里听说一件事：某旅一名曾被评为“理论学习标兵”的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讲情面”“走过场”，受到上级严肃批评。

　　这件事，像一根刺扎进王亚鹏心里。那天前往石库门寻根，他就是想找一找革命前辈们“学理论”的最初样貌。

　　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组建后发出的第一份通告。通告仅百余字，其中一条很具体：“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在“外国语学社”旧址，我们见到了这些书籍。透过泛黄的书页，一个新生政党的清醒穿越时空，浮现眼前。

　　“当时，党尚在襁褓之中，人不过五十，枪没有几条，却先把理论武装当作头等大事。”王亚鹏感慨，“这绝非书生意气，而是对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没有革命的理论武装，就没有‘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石库门里，王亚鹏给记者讲起俞秀松的故事。

　　这位“外国语学社”日常主持者，参加过五四运动，投身过工读互助团——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一群青年住在一起，半工半读，幻想以此改造社会，但最终失败了。迷惘中，他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即被真理之光照亮。

　　俞秀松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思想改造历程——

　　“我从前是抱利己主义的人，从去年起，才把我的狭义的利己主义变为广义的利他主义”“我们现在要觉悟，我们活在社会上，决不是我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单独生活的”。

　　这颗点亮在上海滩的火种，在大西北的寒风中炽烈燃烧。1939年，俞秀松在新疆被捕入狱，他告诉妻子“共产党人的头杀不完、血流不尽，永远永远都要相信党”，慷慨赴死。

　　“他为什么至死不渝？因为真学真信科学理论，进而在革命实践中真用真干。”王亚鹏在“云党课”上对全连官兵说。

　　然而，走进石库门，读了《共产党宣言》的人，并非都在革命征程上走到了最后。在党的一大会址大型铜版浮雕《起点》前，记者望着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人的名字，久久沉思。

　　同读一本《共产党宣言》，为什么有人走向辉煌、有人坠入深渊？

　　陈公博，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叛国。他曾在回忆随笔《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写道：“我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并未把它当作一种信仰来奉行。”

　　“陈公博读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进入思想改造的层面，书中的道理从来没有触碰到他的灵魂。”王亚鹏说，“如果理论不进入思想、不进入灵魂，只是大脑皮层上的浮光掠影，风一吹就散。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延安窑洞，“向我开炮”余音未绝

　　“左教授，您讲延安整风让人‘脱了一层皮，换了一身骨’，现在的政治整训怎样才能更加入脑入心？”

　　延安中央党校旧址，现地教学课上，一名学员向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教授左吕敏发问。左教授转身指向身后那孔窑洞：“答案，就藏在这里。”

　　这孔窑洞门前，有一个标牌，上面写着“高干二部学员（杨植霖曾居此）”。

　　这样的窑洞，当年在延安的沟沟峁峁中比比皆是。整风中，这里掀起一场场思想风暴。

　　杨植霖曾任八路军绥蒙游击大队政委，自认为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内心一度排斥思想改造。晚年，杨植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开始听到‘改造’二字很感刺耳，我自己搞了许多年革命，坐过牢、打过游击，到头来怎么还得改造？当时很多从敌后来的老干部都有这个想法，觉得自己是‘自来红’，没有非无产阶级思想。”

　　“自来红”的思想壁垒是怎样打破的？翻阅中央党校留存的一份会议记录，我们能感受到当年党内政治生活的“火药味”——

　　“你只闹了那几杆枪，为什么不主动在游击区发展党员？不扎根基层发动蒙汉群众？”“部队走到哪打到哪，却很少建立农村党支部、救国会组织”“只盯着打仗，丢掉了政委党建核心职责”……

　　指名道姓、直戳痛处，不留情面却又饱含革命同志的真诚。一次次思想“炮火”的洗礼，让杨植霖终于解开了心结：“后来越想越觉得同志戳中了我的病根，这是真心实意帮助我改造思想，这一生我都感激这次批评。”回到根据地后，他一手抓武装、一手抓基层党建与民族群众工作，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落实整风精神的典范。

　　杨植霖的故事，只是那场深刻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朵浪花。翻开资料，当年仅在党校参加整风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就达3000余人。

　　面对一位战功赫赫的红军老团长，同志们直指他犯了军事上的教条主义，“正面佯攻，两面包抄”的呆板战术让战士白白送命，尖锐的批评让这名“天不怕、地不怕”的指挥员面红耳赤。

　　“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一人要点两支蜡烛”“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装修窑洞，要额外多装一块玻璃”……党校三部办的墙报上，这样写着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苗头问题的直率批评。

　　批评不说“希望”，检讨不绕弯子，谁有毛病就摆到桌面上晒一晒，这就是我们党的作风和传统。

　　“这样的作风和传统，我们继承好、发扬好了吗？”延河之畔，左吕敏教授的问题发人深思，不少学员低下了头。

　　“我的检视材料三易其稿才通过，前两稿只谈工作、不碰思想，第三稿才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之间多是‘工作有时过于急躁’‘理论学习还要加强’等泛泛的批评，没有真正触及灵魂……”

　　“时代变了，‘向自己开炮’的老传统不能变！”一场反思辨析随即展开，学员们的思绪像延河的浪花，真正激荡起来……

　　两江交汇处，清浊源流自分明

　　重庆朝天门，嘉陵江和长江在此交汇。

　　自此南行23公里，记者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创办的西南学院旧址。这里，如今已经纳入红岩红色文化旧址集群，访客如织。

　　在一张黑白照片前，讲解员停下脚步：“江竹筠烈士，就是大家熟悉的江姐。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重庆的斗争形势陡然严峻复杂。1947年2月，党组织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西南学院党的地下工作，将这里打造成‘地下党校’。”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西南学院进步学生多，但没有建立党的组织。3月初，江竹筠找到了该校唯一的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通过罗永晔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多名党员，建立起学院地下党支部。

　　身处敌后，隐蔽斗争，尽管是“地下党校”，也不能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真理的感召力体现在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中。

　　据罗永晔回忆，江姐手中管着大笔活动经费，可常年只有两件换洗的素色布旗袍，袖口、领口磨得起毛，有一处小破洞是她自己用同色细线缝补的；日常往返，舍不得花钱坐车，10多里山路经常步行，省下的钱全部存作支部活动备用金。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江姐甚至把“地下党校”开办到敌人最黑暗的魔窟里。被捕后，她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以学“国文”为掩护，与难友一起依靠记忆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主要内容默写下来，供大家讨论学习。

　　嘉陵江与长江清浊分流，仿佛历史留下的隐喻。

　　当年的西南学院，就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旧址一隅。讲解员介绍，国民党1927年“清共”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两年后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抗战爆发后，这所学校迁到重庆。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哀叹：“共党进步神速，皆因有完整干部思想教育；本党再不改造思想、整顿干部，消亡无日。”在他的要求下，中共延安整风的核心文件被列为“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资料，然而收效甚微。

　　同样办“党校”，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翻看“中央政治学校”的办学史，答案清晰可见：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在校园内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小圈子”。

　　这样的学风、校风，不是熔炉，而是染缸。难怪考察重庆和延安后，爱国华侨陈嘉庚尖锐地指出，共产党“训育重在改造内心，令理论见于行事”，国民党“党化教育仅重口头诵读，不能克除私心奢靡之弊”。

　　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造内心”？烈士王朴与母亲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1945年，出身重庆江北富商地主家庭的青年党员王朴，说服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办起莲华小学——实为川东地下党的“地下党校”，几年发展党员约700人。为了支持武装斗争，金永华变卖所有家产折合近2000两黄金，全部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王朴身份暴露后，母亲劝他躲一躲，他说：“我加入了党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被捕后，他托狱友给母亲带口信：“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

　　重庆解放后，党组织要归还金永华2000两黄金，老人坚决拒绝。1984年，金永华以84岁高龄加入党组织，她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远方渡口，汽笛长鸣。这声音穿过百年风雨，仿佛仍在追问：今天，我们将用什么样的作风承载起改造思想的重任？

　　（采访得到童康、徐迅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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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马列树”下寻根脉

　　河北平山县李家口村，有一棵老槐树，叫做“马列树”。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为了少占民房，师生们把课堂搬到室外的这棵老槐树下。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在进城前夜，还要置身山沟沟里学马列？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政党，最危险的莫过于“思想懈怠”，必须为这场艰巨的“赶考”进行思想准备。

　　越是关键当口，越需思想淬火。今天，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期，我们追寻“马列树”的根脉，正是要继承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思想改造永不停步”的高度自觉——大树欲苍翠，根须往深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