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蕴含的民心向背

　　■焦景宏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1945年4月23日，当延安的山坡染上一层斑驳的绿色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青砖砌筑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以《两个中国之命运》做开篇文章。他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这里“已经写了”的书，是1943年3月署名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该书伪造和篡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拒绝新思想，污蔑共产党，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声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

　　这里“也要写”的书，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该报告系统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的政治主张。

　　“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历史苍茫处，毛泽东慷慨陈词，“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党的七大召开的同一个时间，国民党六大也在重庆举行。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命运。蒋介石在会上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两本书，不同之处在于“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政治立场。道路抉择，择的是人民立场；命运之争，争的是民心向背。

　　当年，《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舆论哗然，民怨沸腾，有人写诗驳斥：“万千逻卒猎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安内难忘伤手足，攘夷偏惜掷头颅。”字里行间，将国民党违背民意、钳制舆论、谋求独裁的企图揭露无遗。

　　《论联合政府》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不同阶层引起广泛反响，成为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旗帜。闻一多读后，激动地表示：“这是新中国的希望！这是最美丽的诗！真叫人幸福，叫人自豪……读着这样的诗，浑身都是力量。”

　　“他们是进步的。他们在改变。”《论联合政府》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很多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一些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民主人士看后称赞：“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有办法。”

　　民心是最大的执政资源，民意是政权兴衰的转换器。两本书，两种立场，两种命运，两种结局。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表示：“《论联合政府》所提的纲领，表示共产党要实干，而不是说空话，共产党是进步的，踏实的。”虽然仅仅待了5天，但延安上下一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给访问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夜以继日写作，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延安归来》书稿。书中写道：延安“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是闲荡”“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

　　民心是一面镜子，《延安归来》则像一把尺子，丈量出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本书也是对《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之命运》两本书的评判，谁立党为公，谁执政为民，谁与民谋利，一目了然。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关系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党的奋斗史，是一本“民心大书”，封面上永远写着“人民”二字，每一页都写满人民立场、为民情怀、宗旨意识。无论何时何地，这部恢宏巨著都永不褪色、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