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取得的。中外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相互支援、并肩战斗的故事，将被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铭记。

　　观众参观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图片展。本报记者 樊 帆摄

　　郑律成在太行山。剑 峰供图

　　李占瑞穿飞行服与父亲的合影。李 晶供图

　　史迪威将军（右一）与中国远征军将领在缅甸同古前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马海德与妻子苏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2025年4月3日，社会各界人士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缅怀抗日航空英烈。泱 波摄（影像中国）

　　中国老兵李占瑞：

　　保家卫国是每个人的神圣使命

　　本报记者 方 敏

　　在河南郑州市一处简朴的居所里，70岁的退休工人李双庆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精致的木匣子。盒盖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除了这枚纪念章，父亲的其他遗物都捐给了博物馆。”李双庆的声音有些哽咽，“父亲说，这枚纪念章承载着国家和人民的认可，要我们世代珍藏。”

　　李双庆的父亲李占瑞是一名抗战老兵。1943年，李占瑞加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为一名轰炸机飞行员。“父亲说，他们的B—25轰炸机是‘国际战机’，每架飞机上，都有3名中国飞行员与2名美军飞行员并肩作战。”李双庆回忆说：“父亲会讲英语，除了日常用语，还会很多战术术语。”

　　当年，李占瑞和战友们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入选中美共同组建的“空中远征军”，并赴海外受训。之后，李占瑞驾驶战机在印度、缅甸等地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炸桥梁、打坦克、击落敌机……李占瑞曾在一天内成功炸毁3座日军重兵防守的桥梁。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李占瑞同战友一次次痛击日寇。

　　李占瑞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作战，是与美军飞行员一起在缅甸战场执行关键轰炸任务。他们冒着日军密集的高射炮火，驾驶战机超低空突袭日军重兵防守的大桥。防空炮火的弹片击穿座舱，击中李占瑞的脚后跟，鲜血瞬间浸透了飞行靴。他强忍剧痛，继续与战友保持协同，一边规避炮火，一边调整航向，最终精准命中目标。随着一声巨响，桥梁被成功摧毁。

　　“父亲常说，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李双庆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他曾在部队服役，荣立三等功，后转业到郑州机务段，成为一名机车检修工。李双庆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作风，每天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寒冬腊月里，他时常趴在冰冷的铁轨旁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确保每一个螺栓都紧固到位。

　　如今，李双庆时常在郑州机务段段史馆讲述抗战故事。“父亲说，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所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胜利。他希望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李双庆手捧纪念章，凝视着上面镌刻的花纹说，“这枚纪念章见证的不仅是父亲的功绩，更是那段中美并肩作战、共御外敌的光辉历史。”

　　（许伟参与采写）

　　美国将军史迪威：

　　对中国解放和进步事业给予积极支持

　　本报记者 时元皓 陈尚文

　　“在那场战争中，我们曾携手并肩，为捍卫世界和平付出了巨大牺牲。”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是史迪威将军的外孙，在他看来，“铭记美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缔结的友谊，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

　　史迪威将军一生5次来华，累计在中国生活12年之久。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等，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为保证中国抗战物资运输、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9月，史迪威将军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外祖父深知，开辟一条陆上运输线至关重要。”伊斯特布鲁克翻着一本本老相册回忆说。1942年，刚晋升为美国陆军中将的史迪威将军第五次来到中国。同年，日军侵占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妄图使中国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1943年至1944年，史迪威将军奉命指挥撤退至印度的中国军队入缅反击日军，为中印公路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945年1月，中印公路全线开通。这条公路又被称为“史迪威公路”，是抗战后期连接中国与境外的唯一陆上物资运输通道。

　　史迪威将军当时就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曾多次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将“援华物资分配给中共军队装备使用”，并推动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夏天分两批飞抵延安。美军观察组与中共领导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众进行了广泛接触，为世界各国人民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序幕。

　　2023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给伊斯特布鲁克的复信中表示，史迪威将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解放和进步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对中美人民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对此不会忘记。

　　伊斯特布鲁克说，史迪威家族始终致力于增进美中人文交流，让美中共同抗战的历史记忆不断传承。“中国人民对史迪威将军的深情令我印象深刻，我们为能守护这份珍贵情谊而自豪。”他说。

　　作曲家郑律成：

　　以《八路军大合唱》鼓舞抗日军民

　　本报记者 陈尚文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雄浑大气、气势磅礴的《八路军进行曲》，自诞生以来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军人不怕牺牲、奋勇向前。“好的旋律要表现时代的情感，唱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在作曲家郑律成之女郑小提看来，这正是父亲创作这首歌的精神内核所在。

　　郑律成，原名郑富恩，1914年出生于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现韩国光州广域市）。1933年，他来到中国投身抗日运动，同时学习音乐。“其间，父亲经常参加左翼救国运动，认识到音乐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强大力量，也听闻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郑小提说。

　　1937年10月，郑律成带着一把小提琴、一把曼陀铃和两本世界名曲集，抵达革命圣地延安。他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后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一期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郑小提说：“父亲对我讲过那段生活，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延安城内充满蓬勃朝气，宝塔山下、延河水边响彻嘹亮歌声。边区抗日军民火热的革命岁月，激荡着父亲的心，也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

　　1939年春，郑律成找到好友、诗人公木，提议共同酝酿一部大合唱。两位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讨论后决定，这部作品由8支歌曲组成，为的是讴歌英雄的八路军。郑小提回忆：“父亲希望这部大合唱要唱出八路军的精气神：骑兵要写出嗒嗒前进的马蹄声，炮兵要写出隆隆震天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韵律和谐……那时的音乐创作不比现在，连手风琴都没有，父亲只能边哼唱边打节拍，找块石头敲击硬物或拍打双腿，有时还会独自深入山壑寻找灵感。”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首演。嘹亮刚劲、充满战斗气魄的旋律，迅速在抗日军民间流传，成为鼓舞士气的精神号角。“特别是《八路军进行曲》坚毅豪迈，一句‘向前！向前！向前’，生动诠释了勇往直前的决心、无坚不摧的力量、势不可挡的革命气概。”郑小提感慨。

　　从抗战烽火中一路走来，《八路军进行曲》几经更名，最终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2025年9月3日，军乐团奏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激昂的旋律中，受阅部队接受检阅。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内心涌起一股暖流。”郑小提表示，很荣幸代表父亲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和平年代，绝不畏惧、永远向前，相信这种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开创国家更加美好的明天。”

　　医生马海德：

　　留在陕北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本报记者 陈尚文

　　“这是令人无比激动的一天！”作为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遗属代表，原卫生部高级顾问马海德医生之子周幼马受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雄师列阵，铁流滚滚。“各种新型装备亮相，给人极大震撼。孙子问我，如今中国有了一流的武器，世界会怎么样？我告诉他，会和平。”周幼马笑着说，这是先辈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给世界带来的重要启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3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上海，马海德结识了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并将自己的诊所提供给中共地下党员，作为联络和开会的场所。

　　“父亲说，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要坚决抗日。”周幼马说，父亲告诉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首次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要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6年，受中共中央邀请，马海德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抵达陕北苏区访问。其间，马海德不仅为当地军民提供医疗服务，还写下“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就改善苏区医疗卫生条件提出建议。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时，马海德选择继续留在陕北，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7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海德先后参与筹建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八路军军医院等，还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为数万人次陕北军民提供医疗服务。他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不仅积极向群众做抗日宣传工作，还接待了美军观察组、援华医疗队等国际支援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作为卫生部高级顾问，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父亲刚入党时，中共党员只有几万。抗战胜利时，中共已有超百万党员。”周幼马说，父亲始终认为，真正的抗战在敌后，敌后军民不畏艰险，以地道战、地雷战等抗击日军，让日本侵略者再难向前一步，“今天，我们更要铭记，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才有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 人民日报 》（ 2025年09月09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