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截至3月18日，波音股价已下跌28%，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波音的违约风险正逐渐接近“垃圾级”。美国新闻网站Quartz近日梳理了“波音残酷的2024年时间表”。1月5日，一架波音737 Max客机内嵌式应急门脱落，开启了波音“混乱的一年”。此后，从2月6日至3月15日，接连发生至少5起安全事故，包括方向舵踏板卡住、轮胎脱落、“空中急降”、轮胎爆炸、机身外部面板缺失等。3月9日，曾爆料波音飞机氧气系统严重缺陷的波音前员工巴尼特之死也引发舆论猜测和质疑。有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波音事故频发的背后是“螺栓掉了一地的美国霸权”。这家美国航空航天业头部企业、世界领先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商的严重安全问题，也让美国媒体、学者和民众联想到美国制造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并对美国整个“去工业化”又“再工业化”的轨迹展开反思。

　　竞争压力下，737 Max匆忙上市

　　中国留学生李鱼居住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这里拥有波音公司的工厂，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大学里经常会碰到来进修的波音公司员工。在美国，大部分人日常旅行很难避开波音飞机，“坐飞机时，内心虽然忐忑，但只能硬着头皮坐”。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前航空公司员工告诉记者，波音飞机数量巨大，其中许多都比较老旧。美国联合飞行员协会负责人丹尼斯·塔杰形容驾驶波音737 Max的感觉“就像照看着一个问题儿童”。塔杰称：“我现在处于警戒状态，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不过，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仍试图向美国公众保证，乘坐飞机和以往一样安全。在他看来，波音的品控问题“确实令人关注”，但他仍会坐在波音飞机的靠窗座位上。当被问及最近的波音事件是媒体抓住问题不放，还是真正的系统性问题时，他回答：“两者都有。”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日前直言：“与波音相比，我更喜欢空客。”尽管波音危机被广泛认为有利于空客，但当谈及这些事件时，空客公司CEO纪尧姆·福里表示：“我对竞争对手的问题并不感到高兴，这些事对整个行业不利。”这番回应表明，波音的问题并非只关乎公司间竞争，更关乎广大民众对飞行的信心以及整个航空经济的稳定性。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值得庆幸的是，过去几周并没有因波音飞机故障造成人员死亡。然而5年前，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于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两起涉及波音737 Max客机的坠机事件，造成346人死亡。波音一直以其安全和质量著称，该机型又是当时的新机型，也是有史以来波音最畅销的喷气式飞机，所以美国媒体和波音公司当时都将事故归咎于机组人员。

　　然而，2021年9月，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前线频道与《纽约时报》合作制作了纪录片《波音的致命缺陷》，深入调查后发现了波音坠机事故背后的系统性原因：竞争压力、培训不足和监管缺位。根据纪录片内容，737 Max机型从诞生起就有着浓厚的竞争压力色彩。2011年，空客推出了能耗更低的新机型A320neo，并与美国航空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这笔订单是该航司与空客十几年来的第一笔订单。在此压力下，波音紧急启动了737 Max机型的设计计划。据参与该工作的前员工透露，波音高管一直向工作人员施压，要求“多快好省”地设计新机型，并一直试图减少成本、减少新飞机的变化以简化飞行员训练差异，并让新机型尽快推出。而本应对波音行使监管职责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却将部分安全检验工作授权给波音员工，使得很多问题被掩盖。

　　“有执照的飞机机械师像独角兽一样稀少”

　　在今年波音的安全问题中，仍能看到上述系统性问题的深远影响。美国VOX网站刊文分析称，波音的衰落是此前数十年盈利至上的结果。当人们谈论波音的文化滑坡时，前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的名字不断出现。韦尔奇曾打造所谓“精益管理”理念，强调减少制造程序和员工数量，以提高公司股价，该理念影响了一代企业领袖。1997年，波音并购了飞机制造商麦道公司，信奉韦尔奇管理学说的麦道CEO成了波音总裁，也将该理念带进波音。现任波音CEO卡尔霍恩也曾在通用电气工作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度依赖外包生产是波音出现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包策略也广泛存在于很多其他制造行业中。21世纪初，波音公司加大外包力度，推出787“梦幻”客机，这是波音第一款由大量供应商设计制造的机型。该机型翼尖是在韩国釜山制造的，起落架是在英国格洛斯特，水平稳定器是在意大利福贾。与此同时，波音公司在美国国内的主要分包商包括位于堪萨斯州的势必锐、北卡罗来纳州的霍尼韦尔、宾夕法尼亚州的凯旋集团等。

　　不过，外包策略虽然一方面加快了开发速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监管范围并增加了风险，因为最终产品的好坏“取决于最差的供应商”。对此，美国国防部前代理部长、曾在波音工作30年、现担任势必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帕特里克·沙纳汉去年秋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不成功，他们也不会成功。”

　　此外，国际货运媒体“北极星”网站报道说，长期以来，美国航空业一直受到供应链问题的困扰。许多零件供应短缺，一些金属部件与挡风玻璃的交货时间比正常情况长2到5倍。飞机机械师和其他航空劳动力的短缺也使供应链紧张。专家说，一些机械车间拥有精良的设备，但缺乏操作设备的劳动力，“有执照的飞机机械师像独角兽一样稀少”。

　　“许多其他美国工人也面临与波音工程师同样的困境”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认为，波音频发事故的背后，是“螺栓掉了一地的美国霸权”。在他看来，波音公司基于新自由主义经营和管理理念，以“成本控制”的名义将关注点从质量控制转到价值创造。加之美国政府基于选举政治大规模推动所谓“多元平等”的身份政治运动，使得技术、能力和经验等成为人员选拔和任用中的次要标准。最终导致各种因素在一套复杂精密的机械中累积，在今年初爆发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业工程学名誉教授西摩·梅尔曼曾将美国“去工业化”描述为“针对美国工人的战争”。他以波音举例分析称，仅在21世纪的头几年，波音高层管理政策的转变就导致该公司雇用美国国内员工的人数下降约50%，每一代波音飞机的国产含量都在急剧下降。梅尔曼写道：“许多其他美国工人也面临与波音工程师同样的困境。”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称，美国国防产业持续私有化和空心化相当于“自毁长城”。文章认为，如今美国的国防工业与二战时期大不相同，二战时期美国国防工业基本由政府经营，并依靠公共事业振兴署等政府机构促进就业，当时近九成美国飞机、轮船和枪支弹药为国有产能。然而到2011年，美国国防采购超过88%来自私营企业。政府通过国防产业刺激就业的努力更是在上世纪60年代就宣告结束。数据显示，过去20年来，美国国防领域的私募基金收购了500多家相关企业，这些私募基金往往背负高额债务、缺乏公众监督、破产违约风险高，加剧了国防采购的不稳定性。

　　与此同时，一些外媒也对美国其他制造领域表示担忧。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造船业萎缩让美国焦虑。美国造船业专家表示，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取消了对造船业的大部分补贴。国防官员和工会称，由于制造基地的萎缩和外包，生产新船所需的大量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美国已无法获得。同时，过去几十年的“准时制”生产方式让美国承包商不愿保有冗余产能。加之行业内整合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等国造船业的崛起，美国对技术、工厂设备和工人培训的投资不断减少。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2022年至2032年，美国海洋工程师和建筑师数量将“几乎没有变化”。

　　《西雅图时报》近日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分析了美国“再工业化”努力面临的挑战。据报道，除英特尔外，目前大部分芯片制造已转移至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也不在美国本土制造。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都力推芯片制造业回归国内，但台积电在美建厂投产后的效率能否达到其在中国台湾的水平则取决于管理和劳工技能。由于芯片生产环境要求极为严格，台积电在美建厂期间，甚至连厂房建设工作都需要专门从台湾引入专业人员。

　　《华尔街日报》刊文分析称，美国劳工的真正问题是效率低下。文章用美国汽车产业举例称，“底特律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斯特兰蒂斯）的工人一直要求涨工资、确保工作生活平衡，过去工人的要求也一直能得到满足，但如今美国汽车业已很难再继续满足这些要求了。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下跌32%。

　　此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文称，美国基础设施状况也不乐观，现有设施基本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如今许多设施已进入使用寿命末期。与此同时，美国人口较上世纪6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因此，大量美国基础设施濒临超负荷运转状态。虽然美国国会2021年批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案，但美国国内目前对如何筹资建设基础设施莫衷一是。

　　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

　　德勤发布的《2024年美国制造业展望报告》认为，今年美国制造业仍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不过，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和智库对该国制造业持乐观态度。美国卡托研究所去年10月以《美国“去工业化”的现实》为题刊文称，美国制造业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变。该研究所表示，尽管一些政界人士称，几十年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已经“掏空了美国的工业基础”，但美国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其在全球产出中所占份额比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还要大。在汽车、航空航天等关键行业，美国位居全球领先地位，总体上是第二大制造业经济体。

　　“哪里写着美国不能再次在制造业领先世界？”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问道。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在所有事上都存在分歧，但重振制造业是个罕见的“和谐领域”，尤其在涉及美中“战略竞争”方面。但该报分析称：“不幸的是，这种对制造业的痴迷是错误的。”美国正向半导体和绿色能源等特定制造业领域提供巨额补贴，这已凝聚成一种新的“技术民族主义”，其政治吸引力日益增强，但也将带来“高昂的代价”。支持效率低下部门所带来的压力和成本将由美国家庭和企业承担。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看来，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需要基础设施、研发投入、产业配套、适配性劳动力持续供给以及供应链和贸易价值链的全球化网络支持，一旦出现断档，要想填补缺口并不容易。此外，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不应继续人为构筑“小院高墙”。否则，即便吸引了部分先进制造业回到美国，也是无法“把根留住”的短视之举。（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孟 翰 本报特约记者 甄 翔 本报记者 单 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