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愈合的骨骺线、镶嵌子弹的遗骸、简陋的随葬物品……近日，随着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方山南村烈士墓的研究成果在网上公布，“分子考古”这一专业名词，连同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为更多人所了解。

　　“分子考古学作为分子生物学和考古学交叉学科，以分子生物学作为研究手段，应用于中华文明溯源、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以及法医考古等多种场景。对于烈士遗骸的发掘和研究，进行死因鉴定和身份鉴定，就属于法医考古范畴。”方山南村烈士墓发掘项目牵头人、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介绍。

　　方山南村烈士墓的发掘，缘于一次为烈士寻亲。2022年年底，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家住内蒙古的崔玉岐，带着当年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及相关信件资料，来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寻找三叔崔海治烈士的墓地。崔海治1947年在汾孝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时年仅23岁。由于年代久远，烈士具体埋葬地点难以确认。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走访当地村民，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了解到，在方山县南村一块田地下，埋葬着当年曾在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辖第七分院接受过治疗的战士，崔海治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员。

　　为找到崔海治烈士的遗骸，并对这些烈士进行妥善安葬，今年清明节前夕，受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委托，文少卿课题组成员来到方山南村，对烈士遗骸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

　　“我们有很多次发掘古代墓葬的经历，等级较高的棺木里往往可以看到精美的玉器和随葬品。但当我们打开第一个烈士墓时，发现里面没有棺椁，遗骸两侧是一根作为担架的木头。烈士身上除了扣子以外没有任何遗物，镶嵌在身体里未取出的弹头，成了遗物的一部分。”对于挖掘第一具南村烈士遗骸时的场景，文少卿记忆犹新。

　　根据49具遗骸的体质鉴定结果，出土遗骸均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仅20.5岁。随着对这样一群年轻烈士遗骸的了解不断深入，课题组成员有了更多的发现。

　　“这位烈士的骨骺线没有愈合，他还不到16岁……”“这5个个体都经历了截肢，但在每个截肢面的后面，都有一个台状的小骨碴。可以想象，截肢工具非常简陋，因为看不见肌肉里的情况，锯到最后一下子就掰断了，那种剧痛是很难承受的……”

　　挖掘清理现场，常常伴随着成员们的啜泣和沉默。“面对这些烈士，我会想到，他们曾经跟我们一样，是活蹦乱跳的、非常鲜活的生命。这时候，我会从一种科研工作的状态切换到一种后代、传承者的视角。”21岁的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0级本科生蒋紫溪，是课题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在与遗骸样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发现遗骸上有很多砍伤的伤痕以及明显的弹孔。“有一些弹孔表明，他们当时是直面迎击子弹的。我会想，他们那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信念去迎接这些子弹的。”蒋紫溪说。

　　文少卿介绍，课题组成员大多是自愿报名加入的，研究方向跨越分子考古、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历史人类学、古环境DNA、病理影像学等不同专业领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读本科生。“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距离战争已经很遥远了，对战争的印象大多来自于影视剧以及书本上的文字描述。当我们到了一处遗址，亲眼看到并且触摸到那些遗骸样本，对心灵的冲击是难以言喻的。”文少卿说。

　　清明节前夕，49具南村烈士遗骸被安葬到吕梁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课题组成员将采集的49份遗骸样本带回学校实验室，根据发掘顺序编号为M1至M49，进行DNA分析、颅面部复原、同位素鉴定等后续研究。不同于传统法医DNA鉴定采用60个以下位点的方式，每一个样本，文少卿团队都会采集124万个位点，以满足复杂亲缘关系鉴定和颅面表型预测的需要。

　　今年7月9日，经DNA对比鉴定，编号“M19”的烈士确认为崔玉岐的三叔崔海治。对比三叔的容貌复原图与父亲的旧照，崔玉岐发现兄弟俩的五官轮廓以及眉宇间的神情都非常相似。

　　“复原容貌，是我们对烈士应有的尊重。”文少卿告诉记者，由于有6位烈士存在下颌骨或头骨破损情况，他们最终只复原了其中43名烈士的容貌。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每一名烈士建立了生理和病理档案。

　　这不是文少卿课题组第一次利用科技手段为烈士寻亲。2015年至2018年间，他们陆续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份烈士遗骸样本。针对前期烈士寻亲中复杂亲缘鉴定及陈旧遗骸鉴定技术瓶颈，2020年9月18日，他们申请了“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此基础上，他们确认了平遥遭遇战中牺牲的原八路军某团政委邹开胜的遗骸，圆了女儿70多年的寻亲梦。目前，数据库建设正不断完善，寻亲者可先通过口腔拭子采集DNA，扫描二维码进入寻亲采样信息登记页面。一旦与数据库中的样本数据比对成功，便可以看到该遗址的详细背景介绍以及墓主人的DNA数据、复原的颅面部形态图等。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存储了1120个样本。随着文少卿及其团队影响力提升，主动上门求助的寻亲者增加到70多位。文少卿将寻亲行动命名为“点亮方案”，想通过“点亮烈士头像”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激发更多人对于烈士寻亲的关注以及烈士精神传承的共鸣。

　　“以往，每当为一位无名烈士找到亲人，想到那有可能是亲属一生的心愿，我都会感到欣喜。在这次山西烈士墓发掘过程中，当我们从个体的DNA鉴定上升到一个群体的生活史研究，我心里更多的是一种震撼。”当被问及8年来关于烈士寻亲的心态变化时，文少卿有感而发：“我在十几岁的烈士身上看到有退行性疾病的痕迹，这意味着他们的营养状况很差，工作强度非常大。艰苦卓绝、不畏牺牲，对于我们而言只是简简单单的8个字，但从遗骸样本上采集到的数据，向我们呈现了客观的真实。”

　　最近，课题组成员接受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委托，将赶赴山西霍州，为彭克烈士外孙孔繁民进行疑似遗骸鉴定。大家期待有更多寻亲诉求的烈士亲属前来联系，找回那些被尘封的“温暖的名字”。（杨旖旎 中国国防报记者 吴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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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科技借力 让英雄“回家”

　　前不久，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通过DNA鉴定、颅面部复原等手段复原了40余名山西吕梁无名烈士的容貌，并为编号“M19”的烈士找到了亲人。文少卿课题组的“点亮方案”中，又多了一簇微小而温暖的光。这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它不仅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还传递了一份跨越时空的缅怀。

　　“烈士的遗物，只有衣扣、皮带、帽檐，以及遗留在自己体内的子弹”“49名烈士平均寿命仅20.5岁，最小的不到14岁，遗骸上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在巨大的心灵震撼中，文少卿课题组成员完成了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南村烈士墓地的发掘工作，并尝试对烈士面貌进行复原。在他们看来，烈士墓碑上能刻上他们的名字、放一张供后人瞻仰的照片，是对他们基本的尊重。

　　今日的繁华盛世，是无数英雄烈士的心底愿景。后辈借助科技力量探寻英雄身世、发掘英雄故事、弘扬英雄精神，既是一种精神的反哺，也营造了一种褒扬英烈、崇尚英烈、学习英烈的浓厚氛围。

　　据统计，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来自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信息显示，目前全国有名可考的烈士约196万名，其中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9万名。科技的发展，为后人给无名烈士寻亲、画像创造了条件；新媒体算法机制的创新，为精准化、个性化推进英烈事迹宣传提供了便利。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崇尚英烈方面，更有利于在群众的心田播撒崇军尚武的种子、在奋斗的征程凝聚勠力同心的伟力。（郝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