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情报是为满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运用各种手段获取情报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生成情报成果的活动。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侦察情报呈现出许多新的特性。只有把握住侦察情报的嬗变规律，打造更加先进的侦察情报体系，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抢占先机。

　　侦察范围向极限空间、认知等新领域拓展。传统战争形态下，军事强国在传统作战域对各级各类侦察情报力量进行合理配置和分工，情报信息可以实现有序快速流动和高效处理利用。然而，由于军事竞争的加剧，作战范围正不断向极限空间和认知领域延伸，交战双方不仅需要全面了解对手在太空、极地、深海等特殊区域的部署情况，还要及时掌握敌方人员的意识、思维等认知状态的变化，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影响干预。因此，原有以传统宏观区域和人类组织行为为主要目标的侦察情报体系出现了新盲区。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作战平台和侦察设备将向无人化、微型化、自主化方向进一步发展，通过在作战平台上集成多任务传感器和攻防兵器，可实现在无人或少人干预情况下机动、侦察、攻防、评估等任务一体兼容与灵活切换。在侦察情报节点应用智能识别和分析软件，可以在按需采集侦察数据的同时，准确理解对方人员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此外，在各级情报处理中心引入底层大数据服务和新型智能算法，既为侦察情报体系持续升级提供了内在支撑，也为侦察范围实现宏观拓展、微观延伸和跨域突破提供了可能。

　　侦察模式向“人-机”“机-机”智能交互发展。信息化时代，开展侦察情报工作往往由情报用户预先提报情报需求，各级侦察情报机构按层级收集汇总，然后根据用户需要制定侦察计划并列出清单，通过人机交互将用户的需求翻译成机器语言，最后侦察情报设备按人工操控或预设程序进行信息采集并回传进入侦察情报链路。随着智能化技术的运用，在为“人-机”模式赋予智能的同时，也为“机-机”智能协同的出现和联网运行创造了条件。在侦察情报大数据的加持下，经过持续地迭代学习和算法优化，侦察情报系统的智能水平将逐渐提高，可以部分替代人的工作，甚至在某些领域完全取代作战人员，传统意义上以人为绝对主导因素的侦察情报机理或将被颠覆。未来战争，在实施常态侦察或战场侦察前，侦察情报机构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需求格式转换和细化处理，智能化侦察情报系统就可以在引导下分析或根据用户需求自主分析侦察任务，并制定侦察计划、列出侦察清单。后续在对侦察任务充分评估后选择和组织相关人控、机控侦察资源协同组网，根据作战平台和侦察设备的性能特点与目标实际动态分配侦察任务，确保使用最佳的侦察资源高效采集信息，人机深度融合完成联合侦察任务。

　　侦察体制编制向联合任务需要主导发展。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联合作战已经成为基本的作战样式。然而，由于受编制体制等影响，尽管各军兵种侦察情报体系间的耦合度不断提高，但在军兵种主导下建成的侦察情报手段和功能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多重叠，在制约联合侦察情报效能发挥的同时，也造成了侦察情报资源的极大浪费。在智能化浪潮的驱动下，侦察情报装备在探测范围、捕捉精度、响应速度、数据存储容量以及高速处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提高并具备迭代升级的巨大潜能，为实现侦察情报能力的倍增提供了可靠保证，也为使用同一套侦察情报体系同时面向多军兵种保障提供了可能。着眼联合作战任务需要重构各军兵种侦察情报体制编制，既可以减少开发侦察情报资源时的冗余建设，又可以减少因不必要的侦察协同以及情报流转带来的资源消耗，还能从作战流程出发提高联合侦察的效率。

　　情报处理向情侦一体、前后并重发展。在早期的信息化作战侦察情报流程中，侦察设备的主要功能是对目标信息进行采集和流转，一般不参与情报处理。虽然情报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流程衔接连贯，但是侦察和情报处理设备相互独立，需要大量的人类干预动作才能顺畅运行，导致从筹划侦察到生成情报的周期整体较长。未来战争，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侦察情报装备的智能水平可以得到大幅提高，体系融合性也将变得更好。一方面，通过在前端侦察平台加装配套的初级情报处理设备，逐步推动实现在侦察情报体系组网基础上的情报处理功能前移，做到侦察与情报活动融合一体、同步展开，既可以缩短信息到情报的生产时间，又可以减小海量数据带来的处理压力和分析偏差，还可以及时响应用户的不同需求并提供多样化选择。另一方面，实行情报处理前端、后台并行，不但间接完成了情报处理由集中式向分布式的转变，提升了侦察情报系统的稳定运行能力，而且符合信息分级处理和分散处理的理念，提高了信息精准利用的质量，也更有利于合理使用现有侦察情报资源，对于提高情报处理效率和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吴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