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日安全对话时隔四年再次举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日本安全军事走向，中方就此表达了严重关切，国际社会也对此高度关注。

　　日本安全军事政策正在经历自二战战败投降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蜕变。岸田政府近期修订完成《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安保三文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解禁所谓“反击能力”并对标北约标准，将防卫预算大幅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背离了《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理念，释放出重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危险信号。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岸田政府完成了2022年5月拜登访日期间美国向日本布置的“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的作业。

　　在推动安全军事战略进攻性、外向型转型的基础上，日本加紧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2023年新年伊始，日美即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加大战略协调力度，并基于联合作战构想优化综合战力。会议发表的共同文件支持日本通过强化防卫能力来“确保”美国强化遏制与战略威慑的可靠性。此后，岸田开启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访美，在将“安保三文件”作为“投名状”呈上美国的同时，强调日本安全战略与美国安全战略“同轨同频”，将以“印太”地区为重点致力于安全与经济合作，强化同盟的威慑能力和应对能力，推动日美关系实现“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日美还强调，支持北约“扩大对印太的介入”，日本将“强化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并在北约的亚太伙伴国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强化日美同盟及军事大国欲念的驱动下，日本积极引北约入亚太，推动其与美日同盟实现战略对接。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大幅强化了与北约的战略与安全互动，包括首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首次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以及首次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2023年1月，北约秘书长时隔6年再度访日，与日本共同渲染所谓“世界正处于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之中”，强调“印太”和欧洲安全密不可分，主张建立起双方“更为牢固的关系”。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要在军事、信息、网络和太空等多个领域开展安全合作。

　　日本在强军精武的同时加紧勾连美欧、强化集团政治，势必引发亚太地区的割裂与对抗。美国及以它为首的北约，均奉行从实力地位出发与竞争者展开对抗的极端现实主义战略理念，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或“系统性挑战”。在日本的积极串联下，当前“北约的亚太化”与“亚太的北约化”消极趋势双向攀升，导致地区形势更为复杂严峻。日本此举直接助推了地区阵营化和集团对抗，导致地区联系的割裂特别是区域合作的平行化，损害了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亚太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关乎地区的前途命运，也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全球政治的未来走向。

　　从长远看，日本重走军事大国道路、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也并不符合其利益。战前日本正是在“军事立国”路线下最终走上覆亡之路。贪蛇忘尾，殷鉴不远，在自身面临经济持续低迷以及少子老龄化等社会沉疴的背景下，健忘的日本若再次把有限的国家资源倾注于无底的军事领域，去整军经武、扩军备战，必将导致又一次国策失误。背靠日美同盟、借助北约外力对邻国实施多边遏制，不仅会刺激地区军备竞赛，也将给日本带来战略与安全风险。试想，日本在盟国、“友邦”遭遇攻击情形下实施所谓“反击”，无疑是自冒卷入美国对外战争的风险。美国不是亚洲国家，“有事”之际可以一走了之，而身处东亚的日本则无处遁形。

　　日本不应为一己之私强作百年前孙中山所警示的“西方霸道之鹰犬”。日本口口声声反对“以实力改变现状”，但其所谓“现状”，实际上是经过了篡改的“现状”，是随着1951年“旧金山和约”篡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而扭曲形成的非正义结果。日本东拉西扯、竭力打造针对邻国的体系性多边牵制态势，说穿了不过是为了维护其战后非法攫取的不正当利益。日本追随美国渲染“中国威胁”，强化军事要素在对外关系中的比重，暴露了其亚洲外交的失败，暴露了其在邻国面前缺乏自信；深层背景，则是战后日本为以廉价成本翻过侵略战争一页，与美国等片面媾和，导致与亚洲邻国之间和解、互信的缺位。

　　德不孤，必有邻，亚洲国家是相互无法搬走的邻居，各国一起共同构成安全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亚洲国家，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只有在地区和平与稳定得到维护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亚太地区不是大国角斗场，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只会破坏日本自身也从中受益的自由贸易体系。当下的日本需要正视现实、着眼长远，坚守战后和平主义理念，努力通过交流对话增强同亚洲邻国的互信与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唯有这样做，才是真的有益于地区，也救了日本自己。

　　(作者杨伯江、孟晓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