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少年往事

　　红军如漫天星斗，璀璨闪烁在赣南历史的天空，照耀整个中国。

　　而今，我沿着赣南曲折的山道，沿着历史溯源而上。我走近一群百岁老人，盘桓在他们山高水低的岁月，走入那个辉耀史册的时代。随着采访延伸，我的采访名录也在不断延长，其中每一个名字都在记忆的隧道里如星星点点，闪烁光亮。

　　采访中，记忆被激活，显现那动人心魄的故事；场景被点亮，闪耀着曾经亮丽耀眼的青春；心灵在共鸣，两代人的血脉相通交融。

　　一

　　背根小木杆，

　　去当儿童团，

　　站在十字口，

　　遇到过路人就要盘。

　　盘什么？

　　盘身份：

　　是红军，请过去；

　　是白军，赶快去报告暴动团。

　　我查阅历史资料，见《兴国人民革命史》有如下表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在实行农村军事化过程中，决定凡7岁至15岁的儿童与少年均加入儿童团，凡16岁至25岁的青年均加入少先队，凡26岁至45岁的青壮年均加入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赤卫队均属军事化组织。

　　1930年3月，兴国县刚成立苏维埃政府时，便建立了兴国县少年先锋队中队部。少年先锋队寓兵于农，平时训练，战时出发，不脱离生产。一旦上级发布命令，他们便听从指挥，配合赤卫军、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开赴前线作战。

　　如今的百岁红军，绝大多数人是那段史册中的亲历者。

　　钟希悦（曾任兴国模范师16团通信员，兴国县龙口镇嶂下村人）：

　　红军来后，村里成立苏维埃政府，各种年龄的人进入了相应组织。7岁至15岁的人参加儿童团。主要的工作是站岗放哨、带路送信。有一次轮到我站岗、放哨、查路条，还真抓到一个冇（没有）路条的人。那人说去走亲戚，要我通融一下先放他过去，走亲戚回来时再补路条，我不肯；那人又说不让去走亲戚就算了，他干脆回家，我也不让他走。送到乡里一审，真是个白军探子。

　　领导由此对我另眼相看，派我去县城开会。这是我第一次进城，十分惊奇有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多的人。会场是一个大祠堂，领导在台上先讲形势，再布置下一阶段工作：要主抓戒烟戒赌、剪长发。

　　回到村里，我就当上儿童团团长了。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敢得罪人。我带领儿童团员们到处禁烟、禁赌、剪长发。禁烟这项工作最难，要查准“情报”，钻空子上门进户追查。我们一连缴了12个人的烟枪、鸦片烟，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二

　　荆棘丛生，藤蔓遮拦，连路都没有的大深山，走出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

　　那年盛夏，经长途跋涉、攀援，我气喘吁吁登上油寨脑山顶，到达一个世纪前钟炳昌将军生活的屋前。这是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地方。屋背是并排四座状似利齿般直插云霄的山峰。正面是一座阔大屏幕般的山屏，因其状似军营幕帐，本地人唤“帐幕山”；因其颜色略带金黄，又唤作“猪膏山”。干打垒的土屋旁，一股清澈的泉水潺潺而流，汇入山下的樟木河。

　　钟炳昌（曾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看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兴国县樟木山乡塘埠村人）：

　　在赣南山区的兴国县，我们樟木山乡塘埠村是最偏远的山区乡村。人烟稀少，每个山坡只居住了二三户人家，如果有五六户人家就算是大坡了。就那么偏僻的山区，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我13岁，参加了儿童团。白天轮流站岗、放哨、送信。晚上，则邀上小伙伴一块挑着灯笼，手持红缨枪，一座山坡、一座山坡去查夜。夜深人静，会害怕时就高声唱歌。儿童团教唱了许多儿歌。

　　萤火虫，打灯笼，

　　飞到西，飞到东，

　　照我红军去放哨，

　　叔叔半夜都出动，

　　红军叔叔一声吼，

　　白军还在做美梦。

　　夏夜，那是十分美丽的景象，一串串灯笼像一条游龙蜿蜒在山道上，游动着与星空融为一体。晚饭后，各山坡人家，坐在晒坪上望着这条游龙转来转去，十分有趣。小孩都愿意参加到这游龙中来。客家人好客，大人都热情接待，有的人家还端出擂茶、茶水给我们止渴。在扯闲聊天中述说，这一天村里有无异常情况，有无陌生人往来。临行，站起来叮嘱叮嘱，待客般送我们一程。

　　时间长了，家家户户都知道要关注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

　　有一次，就在距我家五里多远的后山坡，我们一群半大孩子，还真的捉到了一个白军的密探，押送去了乡苏维埃……这下，那些讥笑我们站岗、放哨、夜巡就是过家家、做游戏的大人，再也不敢瞧不起儿童团了。

　　偏远山脊沿线，就这样编织了一道道密密匝匝的红色警戒线。

　　三

　　她骨子里的乐观和幽默感，在交谈中一丝丝往外渗透。

　　遥想当年，她没有离开这座大山时的生活，仿佛是一幅初春的油画：一名山村少女，赤足，日日奔走在这片油菜花盛开的山崖，和那片映山红盛开的山崖间送信。记忆中，不知随风洋溢着多少青春活力，又不知吞咽下多少艰辛苦涩。

　　廖月英（曾任红军游击队交通员，宁都县蔡江乡罗坑村上村组人）：

　　当时的穷人蛮苦，生活冇（没有）一点指望，人活得冇一点劲。大人们见面除了叹气、摇头，连话都冇得说。

　　突然，红军就来了。村里变了个天，人们都像变了个人。大家说的话多起来，笑容多起来了，多出了几条活路。最大的变化就是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拿锄头把的手拿起了梭镖。锄头把子和梭镖把子差不多，枪杆子就不一样。

　　我爷爷是红军赤卫队员，拿根梭镖在外面整天整天不回家。外公参加了红军，偶尔回来见过一两次面，也没有喜欢我的表示。那时的乡村人，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外公后来在长征中牺牲了。

　　当时的人都积极当红军，爷爷、外公都当红军，哥哥也当红军，我没有哪里去，就跟着哥哥当红军。

　　哥哥开初是地方红军，地方红军后来升格为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在地方上打仗，主力红军是到处奔跑打仗。哥哥走了，死活都冇一点音信。

　　1932年，我才12岁。刚开始参加红军时，我冇做什么工作，就是专门负责给大山那边的红军和蔡江游击队送信。放哨也去放过，去了几天我就不肯去，怕冇路条的人会打我。我只报下子信（送信），还评到了奖。

　　每次我都能够完成任务，领导夸我：“这个女仔，不会调皮。”

　　报信耽搁人工，苏维埃给过钱，我不要。又冇做什么事，就是走一下子路，怎么可以收钱哩？不过，路也蛮难走。山大，阴气太重，有的地方白天就像晚上，黑黑的树林不透一点光线。拿着路条，走到山旮旯里，会怕，有野兽、有蛇。我碰到过野猪、野鸡、野兔、黄鼠狼、狐狸子，冇碰到过豺狼，如果碰到豺狼会被撕掉。拄着棍子也会怕，东敲一下，西戳一下，棍子又不是枪，远处戳不到。

　　那天，听到一点响动，我一戳，戳到一条窑碗粗的大蟒蛇，吓得我发抖，赶紧跑。路上不小心跌一跤，把手掌骨跌断。村里冇医生，有一个懂点草药的人来帮助接骨。他不收钱的，冇接好也不能怪人家。后来经常会痛，一下雨手骨就会痛，阴阴的、酸酸的疼，从骨缝里抽出来的痛。几十年了，不能用一点力气做事。

　　碰到野兽可以躲，碰到人躲不开。形势紧张起来，自己人也会上前盘问，要拿路条出来。敌人除了会盘问，偶尔还会搜查。报信的路上，我还会提只篮子，在树林里的小径东张西望，顺便摘几只野果，捡几只蘑菇回来。野果、蘑菇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冇野果、蘑菇的时候我就提一只粪畚，在路上捡粪。有一次，为了躲避敌人搜查，我还把信藏在牛粪下。

　　上级叫我一个人报信，主要是看中我人小又是个妹崽仔，一般不引人注意。

　　……

　　在采访中，我的笔触、镜头，屡屡掠过赣南大山的光影。我常想，自古以来，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英雄都是在坎坷、苦难、磨砺中铸就。战争年代尤其如此。在弥漫的硝烟中，那些青少年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历练和考验。岁月流逝，他们口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点滴记忆，其实早已蕴藏着追寻光明和信仰的人生理想。（卜 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