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遭遇空袭后升起浓烟。新华社发

　　8月5日，以色列战机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击中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多处目标，杰哈德随后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示报复。8月7日，双方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这是巴以自2021年5月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已造成40余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冲突暗含多种考量

　　此次冲突是巴以长期间歇性低烈度冲突的又一次爆发。在以色列2005年撤出加沙地带后，以方与加沙不同的武装派别爆发过4次大规模冲突及多次小规模摩擦。近年来，中等规模的冲突略显频繁，例如在2019年、2021年、2022年，双方均爆发了中等规模冲突。与此前相比，本轮冲突有几点不同。

　　其一，冲突主要对象发生变化。以往，以色列的冲突对象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为主，而2019年与2022年的冲突对象都是杰哈德。该组织是加沙地带除哈马斯以外的第二大军事组织，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密切，被外界视为伊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代理人。

　　其二，以色列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策略。在以色列与加沙方面的历次大规模冲突中，以色列更多处于明面上的防守反击状态，以为其军事行动增添更多“合法自卫”色彩。然而，以色列此次却先行发起行动。以色列军方认为，杰哈德正准备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此次冲突也是以色列“累积威慑战略”的又一次实践，以色列希望通过“睚眦必报”的军事行动与重复性军事打击，让敌方认识到以色列的实力与决心，最终放弃与以色列敌对的政策。

　　其三，冲突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这次行动旨在消除对以色列公民以及加沙附近平民的威胁，针对的是恐怖分子及其幕后支持者。但考虑到以色列即将在11月举行大选，以此次主动发起有限军事行动，政治作秀的意味更浓。对于以色列现任看守政府总理拉皮德来说，其不支持扩建定居点、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等主张长期得不到右派支持，在大选之前开展这样强硬的军事行动可以拉拢右派，得到较高的政治收益。

　　停火协议脆弱不堪

　　巴以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符合双方需求。但在停火协议签订后，杰哈德依然零星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停火。

　　对以色列来说，其发动袭击的对外威慑和对内团结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并不符合自身利益。此次冲突中，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老对头哈马斯并未参与。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时间过长，哈马斯很可能会迫于压力加入战局，导致冲突的升级。此外，如果以色列对杰哈德的打击力度过大，导致该组织一蹶不振，反而会打破加沙地带的力量平衡，导致哈马斯在加沙一家独大，或由其他组织填补杰哈德衰弱带来的势力空白，给以色列的国土安全带来新的变数。对杰哈德来说，自身实力有限，无力坚持长时间的火箭弹袭击。

　　尽管如此，双方的协议只能带来脆弱的停火。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组织斗争多年，彼此长期存有防备、疑虑和对抗心理，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双方还存在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三年五次大选的情况下，各个政党及其领导人均倾向于在安全问题上打强硬牌，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来展示自身保卫以色列安全的决心与实力，以此在大选中获取更多支持。另一方面，加沙地带内部矛盾复杂，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暴发后，加沙地带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加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经济限制也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加沙地带的经济形势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当地武装派别很可能通过对以发动袭击来转移矛盾。

　　诸多矛盾难以化解

　　除巴以各自的内部矛盾外，双方间的结构性矛盾也使和平在短期内难以真正实现，新一轮冲突的结束也仅仅是下一场冲突开始的铺垫。

　　巴以双方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边界问题上，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方面的实际控制领土范围不断扩张；在定居点问题上，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已形成规模，不断割裂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进一步减少；在难民问题上，随着中东热点问题的不断涌现，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巴勒斯坦难民长期陷于归国无望、融入困难的两难境地。

　　巴以新问题不断涌现，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其一，在巴勒斯坦内部出现了地理割据和政治决裂的局面，分化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实力。其二，疫情让巴以和谈的前景更加黯淡。受疫情影响，巴勒斯坦经济损失严重，治理能力缺乏问题凸显，内部稳定面临挑战。疫情导致的巴以实力差距扩大化，将会进一步减少巴勒斯坦方面的政治外交斗争空间。当实力差距过大时，部分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可能会诉诸于极端手段对以抗争，给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环境带来冲击。

　　(作者：舒 梦 杨 光，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