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范佛里特弹药量”，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详；但对“范佛里特花招”，也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1951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接连粉碎“联合国军”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后，展开连以下分队战术反击行动。翌年2月10日至1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反“磁性战术”紧贴的常态，前沿全线突然沉寂，步兵停止动作、炮兵停止射击、空军不临空活动，并在一些地方拆除了铁丝网，炸毁地堡，汽车停运，坦克回撤。久经沙场的彭德怀当即判断，这“可能系给我方造成一种错觉，达到其军事阴谋”，指示部队“务须百倍地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切勿冒昧出击或暴露我前线弱点”。美军指挥员范佛里特企图用暂缓军事行动的假象迷惑我军的伎俩被识破，美军最终也没能跳出地面“打不赢、守不住”的被动境地。

　　这一事例启示我们，两军对垒，谁料敌在先，谁就能用充分的准备换来快速的反应，抢抓战机、把握主动，为最后胜利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叶知秋的洞察力，是指挥员必备的核心素质之一。

　　然而，战争这一特殊社会现象又是“不确定性的王国”。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信息，指挥员眼前很可能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有的指挥员主观臆断，缺乏对客观现实的准确深刻洞察，造成指挥上的重大失误。1950年10月，越来越多中朝边境发现中国军队的消息被汇集起来送往美军远东司令部，但麦克阿瑟就是不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发现“中国人在鸭绿江上修渡口”“中国正在向中立国家大量购买麻醉品和药品”，得出的结论也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打算全面介入朝鲜”，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962年10月，尽管中方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但印度总理尼赫鲁仍公然下令，“全面清除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在战斗中被俘的印军达尔维准将，在后来的回忆中感叹，“从没想过中国军队会真正反击”。一些关键细节虽不断从面前闪过，但一厢情愿的主观偏见遮蔽了这些指挥员的双眼，让他们误判形势，最终导致失败。

　　求胜先求实。无论孙子的“知己知彼”，还是克劳塞维茨的“经常面对实际”，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指挥员只有一切从实际而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才能见人所未见，“致人而不致于人”。可世上的事总是知易行难，很多时候，难就难在“实际”不仅不会主动在自己脑门贴上一眼就能认得出的标签，而且往往以截然相反的面目出现。上甘岭一役，敌人只看到“双方间隔只有200米”，自己拥有200多架飞机和16个炮兵营的280多门大炮，再加上充足的弹药库存以及空中力量的近战支援，认为只需动用两个营就能达到目的。而志愿军指挥员们看到的则深刻得多。在上甘岭战役最困难的时候，志愿军第3兵团首长王近山、杜义德、王蕴瑞认为，“如果我们能把美七师打残，迫使美四十师接替其防务”，敌人在朝鲜战场上的二线机动部队就只有三个遭我严重打击进行整补的师，“同时也给伪二师以惨重打击，那就再没有部队来接替它了”，就会使敌人逐步转入被动，因此认为“这一战对朝鲜战局意义很大”，要求部队必须准备长期打下去。战争年代，面对凶残强大的敌人，我军之所以屡屡以弱胜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挥员有着敏锐深刻的洞察力，从“雪片似的战报”中看清重要细节的历史意义，科学把握战争态势演进的必然走向，牢牢抓住战争主动权，从而乘势而上，从胜利走向胜利。

　　现代战争更加错综复杂，一个细节情况可能隐藏着敌方重大图谋，一个细微发现能给指挥员带来意外收获。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指挥官从一只波斯猫连续多天在阵地上出现的现象，判断此处地下可能是法军一个高级指挥所，从而摧毁了法军一个旅指挥所。指挥员肩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是千军万马，洞察风云变幻、正确指挥判断，责任重大。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指挥员只有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最锐利的武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发现事物间内在本质的联系，练就拨开迷雾的慧眼和思维敏捷、善于捕捉重要信息的头脑，才能在看清细节中把握大势，在把握大势中抓住细节，做到先敌一步、高敌一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余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