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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志愿军文化教员回忆抗美援朝:带一盒粉笔几本书上战场

来源:北京青年报2020-11-06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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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岁志愿军文化教员孙群英深情回忆抗美援朝的岁月

  我带一盒粉笔几本书上战场

  刚刚过去的10月,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抗美援朝老兵孙群英收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枚纪念章。70年前,22岁的孙群英随40军119师奔赴朝鲜战场。她在朝鲜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志愿军文化教员,给志愿军战士补习文化知识。她曾给许长福、杨根思等特级战斗英雄上课,更是尽自己所能让很多原本不识字的战士变得能够读报写字了。

  深秋的北京,五彩斑斓。11月2日,记者来到朝阳区大屯的一处民宅中,见到了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兵孙群英。说起70年前的那段光荣经历,老人的记忆力惊人,十分健谈,说到有趣的事,自己先笑起来。她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虽然我没有看到战士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可是我深切感受到了志愿军刻苦学习的精神。”

  放一枪,飞机来了;放两枪,飞机走了

  孙群英手捧前两天收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时百感交集,同时又有点懊恼,“我想去照相馆照个相,可是这两天脚疼,贴膏药也不管用,走不了路也出不去。”

  孙群英1928年出生在河南,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后来上的新式学堂。“我的太爷老、外祖父都是进士,我妈妈也读过书,她主张我从小就要读书。小时候家里就剩我一个孩子,我妈也给我请个先生”。她读五年小学、三年初中的时间,正赶上八年抗战。上初三那一年,日本投降。高中三年,又赶上解放战争。高中毕业时,解放军进中原,她毫不犹豫地参了军。在部队里,她是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

  一直以来,见到孙群英的人第一句话都会问:您上朝鲜打过仗吗?孙群英总是笑笑,“没发我枪,我一仗没打过。”对方更加好奇,“那发什么了呀”?“发我一盒粉笔、几本书,让我去教战士学文化”。在孙群英记忆里,1950年10月,第一批入朝的分别是38军、39军、40军、41军。她所在的40军“第一次赴朝时除了医护人员,没有带女同志”。

  孙群英回忆当年的经历,如数家珍。刚开仗时美国联军司令麦克阿瑟曾经骄蛮地宣称圣诞节“要饮马鸭绿江”,意思是要打过中朝边界打到中国来。

  “志愿军一出国作战,美军不仅节节败退,还三易主帅。我们中国军队就是一个彭德怀元帅,那时采用诱敌深入,打夜战,打阵地战。”“当时美军在前线经常投放传单,可是好多战士文化水平特别低,不认识字就把传单给捡回来。那时就提出要‘国防现代化,战士们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基于此,1951年7月,部队再次兵赴朝鲜,这一次带了女同志,22岁的孙群英被挑中,跟随40军119师从丹东出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志愿军文化教员。

  孙群英记得特别清楚,去朝鲜都是夜里走。那时美国飞机白天、夜里不断来轰炸,目的是封锁我方的运输线。“美军还放话说‘战场上我打不死你我饿死你’。我们坐着大卡车开上桥,大卡车开的时候有响声,司机听不到飞机的声音,而且夜里行车要开车灯,飞机来炸怎么办?志愿军就在山上设置岗哨,听见飞机要来了,放一枪,表示飞机来了。我们就赶快把车灯关了,熄了火停在原地。等听到岗哨放两枪,表示飞机走了,再接着往前开。”一路都有岗哨,沿途还有兵站,她记得到朝鲜 “起码要走两个晚上,夜里走,白天不走,中间在兵站待一天”。

  过去只会拿斧头、拿镰刀的手,也会写字了

  孙群英在朝鲜时教的学员主要是连排干部,他们总共十个文化教员,其中三个是女同志。战士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怎么摸底?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全问一遍:“你认识字吗?”“认识几个字啊?”她记得当时好不容易听到一个人说“我认识13个字”,特别高兴,赶紧问“认识哪13个字啊?”对方回答:“1,2,3,4,5,6,7,8,9,10,加上我的名字,一共13个字。”

  “有的不识字,有的认识几个字,有的还能看报能念一篇文章。”文化教员就根据摸底情况给他们分班:“一个字不认识的分到初级班,能看报纸的分到高一点的班”。

  为保证打仗、学习两不误,志愿军们以轮训队的方式进行学习,“留一个抽一个,这次排长来下次副排长来,这次连长来下次副连长来,一次抽一百多人上课。”当时没有教室,都是在防空洞里上课。防空洞挖得很深,上面搭的枯枝树叶作为掩护。隆隆的炮声是常有的,上课时还要警惕敌人的袭击。

  战士们管上课叫“集团出队”,每个班选出分队长值日,一值值一个礼拜。教员进去刚走上讲台,他就喊“起立”,接着喊“出队,应到多少人,实到多少人,报告完毕”。然后教员还礼说“坐下”,开始上课。直到现在,孙群英一想起来都会笑,“有一个分队长有点结巴,每次喊起立时他就说‘起起起起~立了’,我特别想笑,但又不能笑,就赶快扭过头去擦几下黑板。”

  为了让志愿军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汉字,文化教员还带去了单独为志愿军编写的教材。孙群英记得很清楚,“一个叫祁建华的人编写的《速成识字法》,把一到六年级的几百个生字集合,连排干部在三个月内读完,就达成高小毕业的水平。”讲课时,孙群英先把书里的生字针对不同人的程度挑出来分别让他们认,“今天张三、李四要认什么字,就发什么字,每人一天都要认几十个字。”直到他们把所有的生字认完,再把书发给他们,让他们念课文。认了一些字以后,她还会加入一些造句、背成语的文字训练。

  有一次,孙群英跟战士们在一块儿吃饭聊天,忽然想起他们对“何必”、“何况”两个词总是分不清,赶紧又给他们讲了讲这两个词各自是什么意思,然后让他们像在课堂上一样口头造句。有个战士站起来就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很苦,一天三顿高粱米,连馒头都吃不上,何况饺子。”另一个接着说:“抗美援朝是打仗,何必讲究生活?”看到战士们领会了词意,孙群英发自内心地高兴。

  当时一个班有三个教员,一个主讲,两个辅导,“我讲完了课,让他们自己写字,两个辅导教员就看着,检查他们写得对不对。”到了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当时物资供应极为匮乏,一个班只发一根蜡烛。“一根蜡烛要用两个晚上,得节省着用,一晚上只用半根。”志愿军战士学习非常刻苦,后来连蜡烛都没得用了,“战士们就点上一个带油性的松树枝,一手拿着松树枝,一手拿着书念,每个人一天要点十个松树枝,才能度过晚上的学习时间。”

  孙群英印象深刻,119师有一个叫杨树华的副排长是神枪手,他曾经创下“一枪打死两个敌人,两枪打死四个敌人”的纪录,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可是他不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钢笔都不会拿。她笑着模仿,“连里奖励他一支钢笔,他用大把攥的方法拿笔,我们个别辅导了他好长时间,才学会写自己繁体字的名字。”让孙群英格外自豪的是,“他后来三个月认识了几十个字,过去拿斧头、拿镰刀的手,也会写字了。”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烤白薯

  在朝鲜的生活非常艰苦,文化教员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十点来钟吃一顿,下午三四点钟吃一顿,“我没吃过炒面,吃的高粱米,一人一块咸萝卜干当菜。有时候能发一块咸鱼干,那就是最好的伙食了。”孙群英记得“吃过一次饺子”,是用缴获的美国肉罐头做的肉馅儿,再从老乡那儿买几个南瓜、窝瓜和成了馅。“以班为单位,各自去把肉、馅、面领回来,各班自己包。”

  孙群英和另外两个女同志一起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开始听不懂彼此说话,她们就靠比划。“比如要借个剪子剪头发,不会‘剪子’这个词,同伴就在旁边提起她一缕头发做剪刀剪头状,老乡就明白了,摇摇头,我们也知道是没有的意思。”

  在孙群英的记忆里,当时朝鲜一个村里根本就看不见一个青壮年,都是小孩和老人,什么活儿都是妇女干。“她们生活特别简单,而且特别能干。冬天特别冷,晚上给学生辅导完功课,我们从教室回来碰见站岗的妇女,都亲切地向她们打招呼,她们齐声说‘女同志辛苦了’。”

  有一件事让她至今难忘。有一天大家吃完早饭都去上课了,可是她那天肚子疼,特别难受地躺在炕上起不来。房东大姐看见她一个人躺在那儿,过来关心地询问,孙群英满脸痛苦地指了指肚子,大姐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没想到大姐又回来了,还特地给她端来了吃的,“哎呀,这么两块烤白薯,切成手指厚的片,烤得两面焦黄,热乎乎的,又香又甜。那是她能拿出来的最好吃的食物了,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烤白薯。”

  她反复讲到一次在轮训队里发生的事。朝鲜的住家都没有床,干什么都是席地而坐。大家回去要把穿的鞋脱在门外,进门就是地席,被子、褥子叠好了靠墙放着,晚上拿出来铺盖,白天再摆回去。有一次一个战士想要进老乡家里去拿他挂在墙上的背包,一时偷懒没脱鞋就踩着席子径直走了进去,被别的战士看见了。当晚开会他就受到批评:踩老乡炕席,违反了群众纪律,他也检讨了自己。检讨完以后,他一想起美国人四处说我们是侵略者,很是气愤难平,“美帝佬说我们是侵略者,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侵略者?”

  当时的朝鲜老百姓特别拥护志愿军,老乡家里都很穷,粮食不够吃,志愿军有剩的高粱米就支援给他们吃。孙群英她们住在老乡家里,关系也都很融洽。朝鲜老大娘看见她们那么年轻,都会关心地问家里的情况:你有爸爸吗?你有妈妈吗?有一次住一起的女伴扎了两小辫儿,下边用白头绳儿系着,老大娘就提着她这个白头绳表示疑惑,意思是询问“系个白头绳是不是家里有亲人去世呀”,她们笑着摇摇手,老大娘才安心了。

  亲眼看见一架美国飞机

  被高射炮给打下来

  文化教员们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最险的一次,在离孙群英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炸了,土砾溅覆了她一身。后来志愿军有了苏联支援的高射炮以及自己的高射炮,战斗力大增。她亲眼看见一架美国飞机被高射炮给打下来,“打下来以后,那个飞行员跳伞了,战士们扛着枪冲过去把他抓住了。”没想到一会儿俘虏被带了过来,战士们想让文化教员帮着审问,“可是我们几个没有人会说英语,我只记得几个简单的单词,也没办法跟他对话。”

  她印象很深,那个飞行员坐那儿也不当回事儿,还拿出口香糖来吃,后来只好把他送到俘虏营。负责管俘虏的都是清华大学一些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她听人说起过,“美国军队规定,没子弹了、和上级失去联系、没有食物了,以上三种情况遇到任何一种,都可以交枪”。而且美国俘虏“老问什么时候吃肉,一听说吃肉就特别高兴”。

  在朝鲜当文化教员期间,孙群英还回国参加了一次运动会,这让她尤为难忘。“那时志愿军在沈阳开运动会,每个军都要出排球队,男排、女排,还有篮球队,男篮、女篮。打仗期间平时谁也不会打球,大家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谁有这个特长。于是就挑高个儿的,就把我给挑去了。可一上篮球场,我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球也接不住,往篮球场一站像个傻瓜似的。”结果就让她作为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负责运动员的生活,“去买买冰棍儿,送送水”。

  她印象深刻,“晚上不比赛的时候,就看京戏,看电影,看话剧。晚上还开舞会,跟苏联专家见面。上面还下了命令:苏联专家请你们谁跳舞,不得拒绝,拒绝就是犯错误。我不会跳舞,一看见有苏联专家站起来往我这边看,吓得我赶快就俯下身子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心想可千万别挑到我。”

  我还是当教员吧

  朝鲜战场给孙群英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还让她收获了爱情。“他们给我介绍个对象,他在炮团里当政委,当时还闹了个笑话。”那时候轮训队一期课程结束后,要先去机关报到,然后再换一批学员。“有一次我到市里去开会,干部科的科长对我说:你教得不错,战士们反映都挺好。我就让科长帮着征求意见,看看自己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他一听就说:意见嘛倒有一条,战士们反映你这个教员有个毛病,正上课呢,一听见打炮就发愣。我心里说没有这事儿啊,可是也不好当即就否认。”看到她愣在原地,科长绷不住笑了,“他一笑我才明白,因为我刚认识的对象在炮团,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两人只能“通过几封信,见过几次面”互相交流。

  1953年9月,朝鲜战争基本结束时,上面要派顾问团去支援越南,这次抽中了孙群英的爱人毕庶模。“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上越南去能不能结了婚再去,带着家属去。”师里同意了,孙群英被调到机关里,那段时期见面的机会增多了,不久后两人申请结婚。“当时要等师党委的审查,我们就比其他人早了几天回国,先到北京总政治部去报到。他们说你们没来过北京,先去玩几天吧。”孙群英与毕庶模结婚后,又接到通知说不派顾问团了,就这样,毕庶模分到总政组织部,孙群英分到总政宣传部。

  1954年孙群英面临转业,她原本有机会去第一机械工业部,“我那时就想我没学过机械,也不想去。我就想在朝鲜那些拿农具干活的战士我都能教会他们写字,我还是当教员吧。”她去找领导,领导一听挺奇怪,还劝她,“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别人都不愿当老师,怎么你就想去当老师?”

  1955年5月,她如愿分到北京女四中(现在的陈经纶中学)教书。校长问“你能教什么”。她说“教语文行,教历史行,教政治也行”。校长很干脆,“现在缺个语文老师,你就教语文吧”。孙群英笑言,“我就这样教了一辈子书”。55岁她该退休时正赶上学校分不来老师,孙群英又“超期服役”了八年,直到63岁才离开讲台。

  很多学生都知道孙群英老师抗美援朝时上过朝鲜,大家都有个同样的感受,“孙老师性格开朗,她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孙群英在女四中带的第一届学生如今都已变成了古稀老人。

  让学生陈丽珠特别感佩的是,“一打电话,九十多岁的孙老师能跟我说一个多小时”。直到现在,75岁的翟金丽都会用朝鲜语完整地唱出《道拉吉》《金达莱》,“我现在都记得孙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的样子,她用河南口音带着我们念《琵琶行》,每读一句,我们就想笑,下了课还学她。”

  前两年孙群英生了一场大病,送到医院被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家人都打算动手准备后事了,她又被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临出院时她口占一首打油诗:耄耋之年疾病多,忽得疾症气将绝。命悬一线送安贞,安贞美名已远播。医术精湛医德好,治病救人办法多。医护人员齐努力,鬼门关前抢回我。孙群英嘱咐女儿打印出来送给医生表示感谢,没想到“主任、护士,每个人都拿着纸来跟我照相”。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喆

[ 责编:张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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