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白求恩医疗队”——

　　一个人　一面旗帜　一种精神

　　■李英超 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 刘会宾

　　入夜，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诊大楼的灯依然亮着。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急诊室的大夫们开始与死神赛跑。

　　在这座以“白求恩”命名的军队医院里，人们总能看见穿军装的白大褂们救死扶伤。

　　“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在延安，与毛主席见面后，白求恩要求一定要上前线。

　　“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换上八路军军服，白求恩一到晋察冀根据地，就请求聂荣臻给他派遣任务。

　　于是，这挺“机关枪”挺立在破庙中的手术台上，出现在山西省五台县的“模范医院”里。直到离世之际，白求恩还坚持看完最后一名病人。

　　一块阵地，一种基因

　　大多数人对白求恩的了解，都始于小学语文课本中那篇《手术台就是阵地》。

　　“在离火线不远的一座小庙里，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已经两天两夜没休息了，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了六十九个小时。”

　　1938年1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跨越艰难险阻来到中国。到达八路军根据地后，白求恩带人扩建医院，建成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一支野战卫勤力量应运而生。

　　从此，“白求恩医疗队”的旗帜便一直伴随着它的战斗基因飘扬到今天。

　　2019年秋天，野战医疗队队员宋琦参加跨区演练。加入“白求恩医疗队”近20年，宋琦参加过很多次演训活动。但是，这次演习不一样。

　　第一天，宋琦就嗅到了“火药味”。

　　“坏了，走错路了！”拐入路口，宋琦对照地图和建筑物，越看越不对劲，急忙喊停。

　　车队原路返回，宋琦发现相邻不远处还有一个路口。“可地图上只有一个路口。”宋琦恍然大悟：原来，第一个路口是“烟雾弹”。

　　到达营地后的任务更“惊险”——

　　医疗后送车一下就运来20多名“伤员”，重症轻伤混在一起，坐了满满一地。军医和护士一共才5个人，大家忙里忙外。

　　这时，一名“轻伤患者”引起了宋琦注意。治疗期间，他一直观察营区环境，还在地上画着什么。问诊时，他思路清晰，对伤病临床感受的叙述非常完整，还反复询问是否有特效药。

　　病床紧缺时，这名“伤员”还挣扎起身，为其他伤员腾让病床。

　　当这名“伤员”趁机坐在物资储备帐篷附近，把手伸进衣服里找什么东西时，宋琦一下子反应过来。

　　“不好！”顾不得多想，宋琦飞身扑上去。经过一阵激烈搏斗，“伤员”被制服……

　　宋琦胳膊擦伤了，手心里都是汗。当年博士生毕业答辩，站在6名专家面前，他都没这么紧张过！

　　原来，一名“敌对分子”伪装成“伤员”，混进了后方医疗所。好在发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一支诞生在战火中的医疗队，“白求恩医疗队”一边战斗一边救死扶伤的故事，宋琦听过很多次。

　　时针回拨到1938年，晋察冀边区。时年16岁的卫生员张业胜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一直到白求恩病逝。

　　行军途中、打仗间歇，年轻的张业胜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医疗知识。1945年秋，张业胜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院长。3年后，他又升任兵团第二兵站医院院长。

　　为配合作战行动，张业胜汲取白求恩创办“流动医院”的经验，将100多名医护人员分为两个医疗队，一组负责收治重伤员，另一组负责收治轻伤员和内科病人。

　　兵站医院“建在牲口背上”，一头驮着药品和医疗器械，一头驮着篷布，就地展开就是“手术室”……

　　“敌”袭警报骤然拉响，刺鼻的发烟弹直接把宋琦呛出眼泪，拉回现实。

　　医疗队接到撤离指令，可现场还有10多名伤员。担架有限，4名女护士一咬牙抬起病床和伤员就跑。

　　路上，护士张微微被石头绊倒。来不及查看伤口，她又一手抬起床腿，摇摇晃晃向后送车跑去。

　　上车后，宋琦给张微微查看伤口。她的膝盖已经肿成大包，小腿也不能回弯。“幸好是最后一个课目，我完成任务了！”张微微松了一口气。

　　启程返回前，宋琦把“白求恩医疗队”的队旗摘下，仔细叠好，放进背囊里。

　　队旗下，是一沓写着“优秀”的考核评定证书。

　　一群人，一束光

　　“我们隔空拥抱一下吧。”

　　2020年春天，武汉火神山医院外，准备出院的患者已登车。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大白”，张开手臂，护目镜下是早已哭红的双眼。

　　“大白”，是来自“白求恩医疗队”的医疗专家赵玉英。

　　除夕夜，赵玉英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背起行囊，来到集结区域，和战友们举起右拳宣誓时，赵玉英看见矗立在医院住院部楼前的白求恩雕塑正向前挥手。“那一刻感觉特别踏实”她说。

　　赵玉英还是小女孩时，在课堂上学过《纪念白求恩》。那时，她心里就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赵玉英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现在还能流利地背出来。

　　高考后，赵玉英如愿进入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一次上课，老师组织大家测量血型。当结果显示为O型时，赵玉英“高兴得要跳起来”。能和白求恩是同一个血型，能当“群众血库”，那是多幸运的事！

　　毕业时，成绩优异的赵玉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北京读研究生，一是穿上军装，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

　　赵玉英选择了后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创建于抗战初期。白求恩以身殉职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将后方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走进白求恩曾战斗过的医院，赵玉英感觉既兴奋又荣幸。

　　一次聊到来医院的初衷，赵玉英得知室友张笋也是为“白求恩”而来，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加“闺蜜”。

　　随后的日子，一同赴非洲参加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一同参加卫勤力量野战比武，一同参加“白求恩医疗队”下乡义诊活动，两名女军医的战友情谊愈发深厚。

　　2012年，一个晴天霹雳在赵玉英耳边炸响：张笋被确诊患有脑胶质瘤。

　　张笋签下了一份器官捐献意向书，想把生命的能量传递给更多人。为了确保肝肾功能不受损害，能够给受体留下更多时间，她悄悄停了化疗。

　　生命的最后3个月，张笋躺在病床上，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剧痛。

　　病房外，赵玉英的手抬起来，贴到房门上，最终又放下去。她怕看到病床上那张强忍痛楚的面庞，也怕自己不争气，只会掉眼泪。

　　“张笋心脏停搏的证明书，是我签的字。我送了她最后一程。”赵玉英眼眶红了。

　　签字那天，云层压得很低，闷得赵玉英喘不过气。回到办公室，她呆坐到深夜。手机相册里，张笋的笑容明媚依旧。

　　人生，能够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张笋去世以后，双肾和肝脏分别移植给3名患者，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我不是多么伟大的人，我只是做白求恩传人应做的事。”张笋生前曾这样说。

　　一个梦想，一个约定

　　今年8月，来自河北山村的男孩甄一，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被河北中医学院录取。

　　接到通知书后，甄一第一时间拨通“白求恩医疗队”军医步建立的电话，通报这一喜讯。

　　这名从小患有腿疾的男孩，有个理想：当一名医生，像“白大夫”们一样救死扶伤。

　　2014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联合加拿大白求恩纪念协会，组织了“重走白求恩路”活动。

　　步建立和战友们举着“白求恩医疗队”队旗，走进河北唐县牛眼沟村。

　　“那是当年白求恩的药房。”步建立指着一户人家的土坯房，向来自加拿大的同行介绍说。

　　听到有人说话，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步医生，你们可真不禁念叨。俺前两天刚说到你们，你们就来了。”崔桂英老人笑着说。

　　1939年9月，白求恩大夫带领医疗队来到牛眼沟村，建起了后方医院，药房就设在崔桂英家的厢房里。

　　那年，崔桂英突发胃病，疼得在床上打滚。白求恩为她配了一点药，药到病除。

　　走近那间破旧的厢房，加拿大医疗队队员格兰特说：“我做梦也想不到，白求恩的药房竟在这个小土屋里。”

　　离开崔桂英家，格兰特再次见到了拄着双拐的农家少年甄一。3年前，创伤外科专家格兰特曾到“白求恩希望小学”来义诊。

　　格兰特发现，10岁的男孩甄一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和重度双足外翻等多种病症。

　　老师说：“这孩子可要强了，每天都坚持自己走，天不亮，就拄着拐杖来上学。”

　　拐杖，不过是一根树枝。日复一日地摩擦中，甄一胳膊上的伤口总是刚结痂又被磨破。

　　看到孩子伤痕累累的胳膊，格兰特立即申请，希望中加医学专家共同帮助甄一。

　　经过17名专家会诊，最终确定由和平医院骨科专家步建立为甄一手术。

　　走上手术台，如同在刀尖上跳舞，步建立一丝也不敢松懈，细密的汗珠不断在他额头聚积。

　　医院陆续为甄一实施了8次大型手术治疗。由于手术密集，甄一不得不暂时休学。住院期间，骨科的护士们轮流给他补习文化课，步建立也时常教他英语。

　　“我主要教他口语。”步建立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加拿大专家来看孩子，他已经能用英语向人家表示感谢了。”

　　今年8月下旬，“白求恩医疗队”再次走进牛眼沟村义诊。村民们自发排起长队。

　　“真好，‘白大夫’又回家探亲了！”甄一到村头迎接医疗队，“你们来了，俺大爷大娘们的病就好一大半儿了。”

　　步建立和甄一约定：年底再进行一次手术。到那时，甄一就能离自己成为“白大夫”的梦想更近一步了。

　　一次寻找，一个见证

　　2012年，中国第十三批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队出征。

　　医疗分队协理员王瑞勇正招呼大家登车时，军医侯会池气喘吁吁跑来，递上一大包东西说：“小中利满5岁了，该上幼儿园了。请把书包转交给孩子，告诉她，中国叔叔很想她。”

　　5年前，赴利比里亚维和，侯会池曾为一名难产孕妇实施剖宫产手术，还为孩子起了个中文名字“中利”，寓意“中国和利比里亚友谊长存”。

　　王瑞勇犯了愁：茫茫人海，去哪里找一个非洲小女孩？

　　当年,那名难产孕妇是由当地一所无国界医院——莫林医院转诊过来的。对小中利的寻找，也就从这里开始。

　　遗憾的是，由于当地医院电脑损坏等原因，许多病历档案丢失，小中利的线索并没有找到。临别前，医院院长紧紧地握着王瑞勇的手说：“如果能找到这个孩子，她一定会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

　　不久，维和医疗分队来到驻地附近的小学慰问。王瑞勇又向校长打听起小中利的线索。

　　“叫‘中利’的孩子，一共有6个，最小的也已经6岁了。”校长的回答让队员既失落又惊喜，“中国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所以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起一个中国名字表达谢意，有和平、中华、利华……”

　　学校图书室里，王瑞勇看到，中国军人与学生们的合影贴了满满一墙。照片上，不管是黄皮肤，还是黑皮肤，都笑得那么灿烂。

　　王瑞勇忽然觉得，能不能找到小中利，其实已经并不重要。

　　走出国门，每一名“白求恩医疗队”队员都是一面旗帜，一面代表中国和中国军人的旗帜。

　　从小学回来，王瑞勇给侯会池发去一封邮件——

　　“侯医生，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小中利。但我们找到了许许多多像小中利一样有着中文名字的孩子……”

　　看到邮件时，侯会池刚刚走下手术台。窗外已是满天繁星，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有时间坐下休息。

　　头顶的灯发出昏黄色的光，办公室里呈现出家一般的温馨。抬头，看见办公桌上照片里嘟着嘴的小中利，侯会池会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