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制胜逻辑

　　■申海良

　　引言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义无反顾挺进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大捷等作战胜利；继而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使中国抗战形成了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夹击敌人的战略态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抗战时期，敌后战场始终以持久战理论为指导，持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不断积蓄反攻力量。这一逻辑既蕴含着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智慧与创新勇气。

　　逻辑起点：敌我力量的辩证分析

　　抗日战争既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战略指导的博弈。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的基本国情，科学分析抗日战争的特点规律，准确把握中日双方的优劣短长，作出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

　　敌强我弱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4个特点导致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也决定了中国在军事上单纯依靠正面防御作战难以取胜。

　　正面战场的被动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同强大敌人的对抗。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等会战，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再加上其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使得正面战场的战局对我方非常不利。日军在较短时间内占领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总兵力仅5万余人，武器装备不仅质量低劣，数量也严重不足。若照搬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大规模会战模式，无异于以卵击石。

　　敌后战场的开辟契机。日军在中国疯狂扩大占领区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兵力不足的弱点。随着战线不断延长，日军只能维持“点”“线”控制，而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便成为其侵占的薄弱环节，这就为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提供了客观可能和广阔空间。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先后开辟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极大地改变了敌我双方作战的“规则”。

　　逻辑基石：持久战理论体系构建

　　中日实力对比悬殊决定了中国抗战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中国只有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夺取局部优势做起，逐渐扩展到敌我力量平衡，再发展到夺取全局优势，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描绘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论持久战》系统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等重大问题，彻底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指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光明前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预见到全国持久抗战发展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抗战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了持久战理论的科学性与预见性。

　　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游击战在以往通常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战形式，对正规战起着配合的作用。但毛泽东同志从战略高度洞察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并指出“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领导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形式，并确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战略相持阶段是强弱转变的枢纽。敌后战场展示出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不是通过某一场战役或战斗引起的，而是通过许多战役及战斗“量”的积累，最终引起“质”的变化。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这一阶段，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日军把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巩固其占领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同日军进行殊死搏斗，战胜严重困难并积蓄反攻力量。

　　逻辑支撑：人民战争的实践创新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在敌后广大地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削弱敌人。

　　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战争不但是军力对比，而且是人力人心的比拼，敌之侵略的野蛮性和我之反侵略的正义性，必定能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助我抗战。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的支持和拥护，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最可靠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持久较量中积累胜势，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发扬军事、政治优势，迅速发展抗日武装，蓬勃开展游击战争。敌后军民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还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主要在山区实行“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的麻雀战，在平原实行“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地道战，在水网地带进行的水上游击战，还有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的地雷战，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逐步积蓄了新的力量。

　　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通过“多打小胜仗”扩大影响；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使得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并将根据地逐渐建设成军民一体、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战略相持阶段，为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清乡”，根据地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积极打击敌人，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发展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抗战时期，人民军队逐步发展和完善了以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组织体制，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有效地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各种力量。例如，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实施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在敌后抗战进入局部反攻和中国抗战举行全面反攻后，则集结民兵、地方军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以保证战略反攻作战的胜利。

　　逻辑归宿：战争态势的根本逆转

　　进攻与防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这种转化是由战争力量强弱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目的就是要转入战略反攻、全面反攻，以夺取最后胜利。

　　持续积累胜势，为持久胜敌蓄力。“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毛泽东同志将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的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在第二个阶段，尽管敌后战场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但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仍持续有力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

　　主动发起反攻，扭转战场态势。随着战线的延长和战争消耗的增加，日军已无力保持进攻势头。而敌后军民同心协力，在一次次胜利中不断积蓄力量，逐步具备了对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能力。随着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日益加强，日军被迫困守在大中城市、交通要道这些“点”和“线”上，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敌后战场的反攻已经不可阻挡。1943年夏秋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率先在华北敌后开始转入反攻作战，揭开了中国战场对日军局部反攻的序幕。

　　发起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实际上是中国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到1945年8月初全面反攻前，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3万余人，成为战略反攻的重要力量。部队作战形式和组织形式逐渐发生新的变化。在作战形式上，逐渐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进行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的正规战过渡，并且作战规模逐渐扩大。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进攻。至1945年底，共歼敌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取得了战略反攻及歼灭拒降之敌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