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战争——

　　长考百日 三波两折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行径。

　　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司令员是彭德怀，最高统帅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尽管没有身处战争前线，而是运筹帷幄于中南海，所有关系全局性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毛泽东最后拍板敲定的。

　　对于一生征战的毛泽东来说，尽管他一直是从以弱胜强的对敌斗争中打过来的，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害怕过任何敌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却是异常艰难的。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他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为什么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难下决心的两大决策之一呢？

　　因为下这个决心，牵涉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诸多考虑，又不能不受朝、苏、美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使毛泽东不能不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出兵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出现了比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更难决策的“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长考百日”

　　先说“长考百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之际，毛泽东就已高瞻远瞩，提出要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部署边防军兵力在鸭绿江边；8月上旬，朝鲜半岛南端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他警觉到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会增加，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他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次日，即指示边防军在月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他接见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邓华时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8月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出去作战。8月下旬，他给远在西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发去一电：“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从1950年10月2日到18日，党中央接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在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斯大林会谈情况和从东北边防回来的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情况后，指出：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毛泽东从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最后决定入朝作战，经历了103天，故称“长考百日”。

　　“三波两折”

　　所谓“三波两折”，是发生在最后决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

　　第一个波折在10月2日至3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对出兵问题未雨绸缪，很早作了准备，但何时出兵，他有个底线：敌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后，斯大林来电希望中国立即派出部队到三八线，拯救朝鲜；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我驻朝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请求。次日，毛泽东曾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并拟写了致斯大林回电；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华电，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天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时，与会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决定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这样，会前拟写的给斯大林的回电没有发出。他服从会上多数人意见，将不出兵决定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这就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曾就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报告斯大林的10月3日电。此电内称：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这就是“第一波折”。

　　第二波折是在10月4日到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4日下午到5日全天接连开了3次，毛泽东让与会者摆了各种意见，权衡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利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在5日下午会议上，中共中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等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是与苏会谈的主要代表。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谈的：若苏联有派空军支援的意向就谈出兵；若苏联不愿派空军支援就谈不出兵。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图纸供中国仿造。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一致决定：“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基于此，毛泽东在12日致电彭德怀等，此前命令暂不实行，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训练，不要出动。这就是暂不出兵的“第二波折”。

　　第三个波折是在10月13日至18日。13日，就斯大林、周恩来联名电，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晚10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我军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该电请周恩来留莫斯科几天就苏援助装备和出动空军以防美军空袭京津沪等大城市问题与苏联同志继续商谈。18日，周恩来返京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上述出兵入朝作战的最后决定。这样，此波无折，全过程姑且称之为“三波两折”。

　　三个“纠结”

　　抗美援朝决策这样艰难，其“长考”酝酿用时之久，波澜曲折反复之大，在毛泽东一生中没有过，当年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主要有以下三个“纠结”。

　　一是挑战美国这个头号西方强国，能否打赢。70年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军队装备，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很大，极而言之，不能同日而语。就综合国力言，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当年我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不及美国一个零头，工农业总产值为100亿美元，相差28倍。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美军的一个军拥有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才只有36门。美国空军完全控制了高空领域，我国的空军还要训练半年才能作战。我军既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否打赢？不能不反复掂量。

　　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1950年6月上旬，我们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确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部署了1950年的中心工作。但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直接破坏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严重阻碍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且打乱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实施和工作安排。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成了与会议论的主要话题。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就是担心：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乱的创伤十分严重，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工业化建设还没开始，国民党残余和匪特势力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基层政权还很不巩固。如果出兵援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还能否进行都是一个问题。

　　三是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顾虑在罗申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得很明白：出兵朝鲜“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这些方面的担心和顾虑，都在情理之中。党的高层领导有这样那样看法和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这些问题是怎样得到应对、克服和解除，最后统一思想认识的呢？这里，也是历史的合力——诸如彭德怀等统率的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的高昂斗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的鼎力协助，还有斯大林和苏联的某种支持和应允的援助等——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就作出最终决策而言，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坚毅决心，即没有动摇过的初心起了决定性作用。所谓“长考百日，三波两折”，并不是说他个人有什么犹豫动摇，而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他需要做工作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形成“硬核”力量。这是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统一了思想认识，消除了担心和顾虑之后，中共中央最终郑重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由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晚，彭德怀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雄赳赳、气昂昂的非凡英姿，跨过了鸭绿江。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旗开得胜后，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7日谈到出兵决策的思考情况时说：朝鲜局势紧张的那段时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他说：我们迫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讲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说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

　　彭德怀回顾毛泽东狠下抗美援朝决心的情况时说：“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在中华民族战争史上，也在世界战争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艰难决策，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石仲泉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