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7月7日电 （黄子娟 莫仕伟）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时间过去了83年，烽烟已经远去，历史永在人心——之所以铭记和纪念，是对抵抗外敌入侵的流血牺牲者的缅怀，是牢记和平的来之不易，也是告诫世人受侵略的历史不容重演。著名军事史专家徐焰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和平的关键在于国力的平衡，我们现在着力于发展，这是改变国际地位，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唯一办法。

　　积贫积弱，冲突爆发在所难免

　　“七七事变”的背后是国力对比问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负，日军直接跑到了卢沟桥中国守军哨所面前几百米处，搞“实弹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徐焰认为，表面上看，“七七事变”是偶然爆发的，但背后也存在必然性。

　　“当年日本要侵略并企图灭亡中国，是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国策，至于选择何地进攻、寻找什么借口以及在什么时间挑起，则要视时机而定。自从日本明治天皇颁布诏书，鼓吹‘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亲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之后，日本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侵华构想。日本那些疯狂的少壮军人，还经常不待政府首肯便主动寻衅，因而表面看似偶发的卢沟桥事变，实属必然。”

　　徐焰说，根据当时的军力对比，日本在华北的军力大概五千七百人，而中国的二十九军在平津地区有十万人。为什么五千多人敢挑战十万人？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国弱民贫，极为落后。即便中国军队进行了回击，在日本增兵之后，当时的北平、天津还是被放弃了。

　　徐焰表示，“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方面不论日军如何进攻，都以抵抗的枪声回击，八年持久抗战，直到日军缴械投降。

　　抵抗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

　　“七七事变”后不久，音乐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正如歌词中所唱“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中华民族由此开始，吹响了全面抗战的号角。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反抗展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精神。徐焰认为，受到外来压迫，敢抵抗就是一种崛起的精神，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在抗战中逐渐成形。

　　“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精神，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已经开始。”徐焰表示，在此之前，中国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群众没有民族概念，也没有世界概念。割地赔款也无所谓，地就是一人之私产，丢了就丢了。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没有当权者敢轻易割地赔款，因为民族利益，天下为公的观念已经产生。因此，中国近代尤其是抗战期间，整个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

　　自“七七事变”开始的抗争，带来的成效是显著的。从整个世界来看，中华民族的抗战让其他国家重新认识了中国，中国能够做到自立于世界，摆脱了殖民地的形象。

　　“尽管很穷很弱，但中国敢抗争，敢起来，那世界上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中国能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些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打出来的成果，古老的民族正是从那个时候焕发了新生。”徐焰如是说。

　　和平的关键在国力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影响国际和平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应该如何维持和平？徐焰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于国力的平衡。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敢于“欺负”中国，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而中国要与日本平等相处，首先实力要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中国发展强大了，中日才能真正友好相处，力量不对等，很难有真正的友好。当年，即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依旧没有换来日本的“平视”，因为中国仍然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为核大国，发射了“两弹一星”，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但经济和科技实力仍然大幅落后于日本。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需要引进大量日本外资，向日本学习。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提升，军事力量大大领先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才逐渐“平视”。

　　所以，徐焰总结道，“一切取决于力量对比”，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最根本的，我们国家现在着力于发展，“这是改变我们的国际地位，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唯一办法。”